网络谣言、虚假广告、网络诈骗、低俗色情是中老年人最易遭遇的四类风险

　　“有人让您花钱超过100元的,您跟我说一下,不要被坏人骗了。”王杨常常这样对母亲说。

　　王杨的母亲会跟她说哪个邻居听信了保健品推销,哪个邻居相信了传销,还要拉她加入。王杨和母亲之间的沟通还不错,母亲也很依赖她,辟谣相对容易接受。

　　王杨觉得容易相信谣言的人,相较其他人更容易掉进更深的陷阱。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占领说,老年人听信谣言可能导致财产损失,影响身体正常恢复,甚至陷入网络传销。点击谣言信息中的非法链接,可能发生网络支付账号、网银账号被盗现象。

　　“网络谣言、虚假广告、网络诈骗、低俗色情是中老年人最易遭遇的四类风险。”郑宁告诉记者,中老年网民极易遭遇的网络诈骗包括保健品诈骗、红包诈骗、中奖诈骗,也有不少中老年网民遭遇过网络传销、理财欺诈、非法集资等。其中,保健品诈骗最为严重,这些用来诈骗的保健品,一般都会对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有些中老年人只是谣言的易感人群,并不一定会按照上面说的内容去做,但有些人则可能成为受害者。”王杨说,一些老年人听信心脑血管疾病不吃药或乱吃药的谣言,可能真的会丢了性命。

　　应积极对父母进行网络反哺教育,帮助他们找到正确的接受知识渠道

　　中老年人知道自己转发出去的是谣言的时候,会不知所措,表现得很紧张,该如何进行疏导?

　　“我会说我先给你查查,然后告诉老人相关内容在哪里已经辟谣了,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说‘这东西是假的,你不要信’。”王杨说,子女与父母沟通时应尽量表达尊重,不能有所谓的“智力优越感”。造谣者的手段很厉害,加之每个人都有知识盲区,都可能被骗,所以先要让老人知道相信谣言并不是件丢脸的事情,然后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把辟谣渠道介绍给父母。中老年人则要提高理性、提高科学素养和信息素养。辟谣产品应注重增强中老年人群体的易用性。

　　“新的技术容易在子女和父母之间划上一道鸿沟,最重要的就是多陪伴。走进网络新世界,他们需要我们的陪伴,正如我们幼时需要他们的陪伴一样。”郑宁与王杨建议,子女应该给予父母更多的理解和关爱,在教会他们使用新科技的同时,提醒各种不良信息的存在,不断增强他们抵抗谣言的免疫力。

　　“子女应积极对父母进行网络反哺教育,帮助他们找到正确的接受知识渠道。”郑宁说。

　　在这个问题上,何凌南认为,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大、节奏快,与父母之间关系和情感连接变弱,对父母的关心度、实际交往的时间大大减少。以家庭为单位,让年轻人帮助父母提高素养防止谣言的方法,没有想象中切实可行。

　　“如同会骑自行车的人不一定能教会别人骑自行车一样,即使年轻人自己抵制谣言的素养相对高,也不一定就能当好教练。”何凌南认为,治理中老年人传谣信谣问题要交给一些专业机构。以往,人们把辟谣看作是一些政府部门的职责,今后,要鼓励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把辟谣作为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快速生产和发布辟谣内容,利用社交网络,阻断谣言传播。同时,要生产中老年人看得懂、传得开的辟谣内容,增强辟谣内容的权威度和可信度。

　　“在中老年群体中,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权威程度和可信度更高,加大力度与政府和权威机构合作联动,可以让辟谣内容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何凌南说。

　　赵占领认为,治理谣言的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多种手段结合。涉及违法犯罪的,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要及时打击,加大打击力度。许多谣言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大,社交平台应当采取措施完善谣言举报和处理机制,影响特别重大的谣言要在显著位置提醒用户。最关键的是中老年网友要提高辨别能力,不过,受知识、背景、经验的限制,这需要一个长期培养的过程。

　　治理谣言并非无法可依。郑宁认为,最佳辟谣方式应是政府权威信息供给、媒体及时跟进、网络自我净化三者联动协同完成。各级相关职能部门在运用科学缜密的监测手段,及时发布预警、正确处理和反馈信息的基础上,还需要与专业机构人士、相关企业、新闻媒体和公众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建立社会多元主体共治谣言的长效机制。

　　“难点在于对造谣行为的认定,法律惩戒程度不够,法律制裁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郑宁说,从立法、执法到司法,再到公民的法治意识,都需进一步提升。要确立作为执法主体的不同部门的执法资格、执法范围和执法权限,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避免职权重叠或产生盲区。要强化问责,加大对传播虚假信息者的惩处力度。（法制网记者 张昊 法制网见习记者 王卫 刘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