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升初”作文里的生活变迁

　　乔著生

　　1986年，北京市西城区“小升初”语文阅卷现场，有一篇作文在阅卷老师中传阅。老师们一致认为：这篇《我的家庭》的作文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所发生的变化，写得好……该作文以39分的高分(满分40分)被区教委留作范文。

　　作文开篇说：“爸爸五年干校生活结束的时候，我来到了人间，爸爸被安排到河北化工学院当老师，和一直当老师的妈妈走到一条路上了，爸爸妈妈给我起名叫颖路……两年多后，妹妹也来到这个家，儿女双全，一家人喜笑颜开，爸爸妈妈给她起名叫颖颜。爸爸说：‘颖路、颖颜，新的路上旧貌换新颜。’这，大概是爸爸妈妈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吧！”这篇作文的作者是我的儿子，最终他以较高的分数被我的母校北京三中录取，我们父子俩成了相隔32年的校友。

　　我和妻结婚时都已二十七八岁，结婚当年我就进了干校，从此就没了探亲假。到妻做妈妈时，她已是高龄产妇，两个孩子不得不剖腹产。作文说：“爸爸暑假回来，带我和妹妹到附近看农民伯伯种水稻、割茭白，看稻田里的小鱼、青蛙和蝌蚪，给我们讲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爸爸带我们到圆明园遗址，给我们讲这里发生过的火烧圆明园的往事……”“很快，学校快开学了，爸爸要到石家庄上班去了，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到车站去送爸爸。我们望着爸爸登上的公共汽车，拼命地喊：‘爸爸再见，早点回来，直到汽车走远了。这时，我发现妈妈的眼睛湿了。’”

　　作文还说：“我五岁那年的一个晚上，爸爸突然回来了，一进门就把我和妹妹一齐抱了起来，亲完这个亲那个，边亲边说‘爸爸调回来了，爸爸再也不走了……’妈妈也赶过来，一家四口抱在一起，奶奶在旁边看着抹眼泪。原来，教育部从全国选调一些干部，爸爸被选中调到教育部工作了。”

　　到教育部后才知道：小平同志在教育部的报告上批示：增加四十个编制，加强调查研究，才有了这次调动。

　　作文说：“我九岁那年，我们离开了在海淀住了十多年的那间小屋，搬到了教育部附近的东养马营三间平房里。我和妹妹都有了自己的床，不再和爸爸妈妈挤在一张床上了……我们家有了两个写字台，我和妹妹不再和爸爸妈妈挤在一张桌子上学习、办公了……我家也有了电视机，今后再也不用扒人家窗户看电视了……”

　　两个孩子分别九岁、七岁才和父母分床，实在太晚了。但我们那12平方米的陋室已有了两张床和一个两屉桌，实在不能再放床了。

　　这些年，我们亏欠两个孩子的太多了：我只花九角钱给儿子买了个木制的“老虎车”，他蹒跚学步就拉着它到处走，哥哥上了幼儿园，妹妹又接着拉。院子里的小朋友有辆儿童三轮车，儿子爱不释手，小朋友的妈妈说：“给孩子买一辆吧，才28块钱。”可这28块钱哪儿凑去？

　　一次妻来信说：因给儿子看病花了不少钱，她已没钱过日子了。我搜遍了衣服兜，凑了9块钱汇去。从此直至发薪的半个多月，我没吃一顿熟菜，每天早早赶到食堂，买两个馒头回宿舍就咸菜、白开水吃。每天依旧备课、上课。这个“秘密”一直没人知道。

　　那时我们住的院子里多数人家都有了电视机，两个孩子也嚷着要看，买台电视要花掉我和妻子五个多月的工资，那简直是奢望。只好由妻找她要好的朋友、同事商量好，周六晚上让两个孩子去看电视，我俩有一个陪着他们。尽管这样，两个孩子路过邻居家听到里面放电视时，常常忍不住扒窗户看。

　　分到教育部的平房后，我们添了些必备的家具，儿子、女儿的单人床是从委托商店买的旧货，我和妻从一公里外抬回家；两个写字台是用机关处理的废旧家具请进城的木工加工而成……尽管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到买两个孩子期盼已久的9寸黑白电视机时，500块钱还差一半，在妻姐的支援下，才把电视买回家。

　　作文最后说：“我问爸爸：‘咱家的日子好过了，是因为我和妹妹的名字起得好吗？’爸爸说：‘傻孩子，若不是拨乱反正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若不是改革开放，我们家哪能有今天？’”

　　本文作者1965年北京高校毕业，1973年到河北化工学院教书，1978年调入教育部高教司，1999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