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携程亲子园事件”在舆论场掀起轩然大波。在呼吁尽快填补机构监管漏洞之外，更多讨论聚焦于其折射出的我国3岁以下托育服务严重供给不足的现实。

　　这些年，“一园难求”成为许多家长的一块心病，“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的调侃，道出学前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尴尬。为了让自家孩子“占上坑”，不少家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报名入园提前5天扎帐篷、深夜排队“喂蚊子”、四处求人托关系等轮番上演。事实上，相较于“入园难”，眼下“入托无门”更让人挠头。数据显示，全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大部分家庭只能求助于长辈或者高薪请保姆带娃。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痛点，每每有企业宣布为员工设立托儿中心，都会被舆论视为重大福利。

　　想当初，“排排坐、吃果果”是不少80后、90后幼年托儿所时光的共同记忆。可如今入托咋就这么难？需要看到，“幼有所育”一直都是家庭刚需，尤其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及生活水平和育儿理念的普遍提高，社会对幼托数量和质量的期待在不断拉升，家家都盼着年幼的孩子能以较经济的费用享受可靠的就近托管。而旺盛需求的背后，却是不给力的托育服务供给。一方面是机构数量长期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则是对机构的监管长期缺乏相关准入、评定、考核标准，以至于市场上托育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供需失衡、鱼龙混杂两相交织，催生出托管市场的诸多乱象，导致“入托难”与“入托差”的双重之困。

　　家家有孩子，处处有教育。某些托儿中心曝出的虐童事件让人激愤，但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解决问题绝不是一关了之这么简单。惩治乱象根本上要靠补足短板，增加机构数量、扭转供需失衡，倒逼幼托质量提高。在这方面，政府部门要把公共资源调配起来，完善相关政策支持，构建主体多元、性质多样、服务灵活的市场体系，同时明确托育的公共服务地位，加强监管、完善标准、加大惩处，“幼有所育”方能更好实现。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多措并举解决好入托难、入园难，让“幼有所育”稳稳落地，是为千万家庭减负的务实之举，也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核心内容之一。（范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