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校园性骚扰防治制度应该包括举报和处理机制。“遭遇性骚扰后，可以跟谁说，从哪里得到理解、得到支持、得到压力舒缓，还能做到保密，得到保护，这很重要。”

　　“现有的政策和法律也有相关内容，只是不以性骚扰防治这样的题目出现。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具体的各个机构包括高校的落实，因为不同的机构具有特殊性。”冯媛认为，教育部此时表态“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搔扰的长效机制”，这样更加能够调动学校和各地的积极性。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12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期盼，高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适时推进，但“制定工作应多方面征求意见”。他认为，防治机制需要注意平衡各方权利，既要保护处于弱势的受侵害方，也要给予被控施害的一方以申诉渠道。

　　学校有义务提供安全的环境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广州性别教育中心2016年开展过针对中国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收集到的6592份有效问卷中有69.3%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且女性和性少数群体遭受的骚扰频次和比例更高。

　　受访者中，有两千人次以上曾经历过“有人未经同意故意触碰身体或隐私部位”和“未经同意讲和性有关的玩笑或话题，展示猥亵文字和图片”，占受访总数的三成以上；曾在逼迫下进行性行为的则有211人次，占总人数之比为3.6%。有高达九成的性骚扰实施者完全为男性，六成为陌生人，半数为同学及校友，学校上级占一成。

　　这些天，冯媛常在朋友圈转载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媒体报道及呼吁，有朋友开玩笑说，“支持，但是别让别人误会你也被骚扰了”。“我的回复是，就算被骚扰也不是我的耻辱。”冯媛说。但现实是，被性骚扰过的学生往往不愿公开提及此事。

　　“（受伤害的）学生大多是年轻人，甚至是未成年人，而学校或老师在学生升学、保研、留学和学术发展方面具有较大控制权，相对外界社会，这种关系影响更大，受害者难有力量去抵抗、举报、逃脱。”冯媛认为，如果性骚扰发生在未成年人身上，对其一生都会产生影响。“学校有义务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的、非暴力的、非歧视的学习环境。”

　　“在美国等国家，针对校园性骚扰、性侵问题，明确禁止校园师生恋，以此告诉所有教师，不得与学生发生超越师生关系的行为，也避免发生性骚扰、性侵案之后当事人以这是谈恋爱来辩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哈佛大学于1984年出台了禁止授课教师、导师与学生谈恋爱的校规，并于2015年将禁令扩展为所有在校教师均不能与本科生发生浪漫关系。

　　上世纪90年代初，冯媛陪同家属（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校方给了他们每人一则欢迎手册，内容包括地图，周边吃喝玩乐的地方，怎么停车，以及遭受了性骚扰应该怎么办。“我第一反应是，哈佛的性骚扰这么严重吗？实际上不是哈佛的性骚扰严重，而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告诉你万一发生此类事情，你可以到哪里寻求帮助，可以到哪里投诉。” 冯媛告诉澎湃新闻。

　　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声音也不是第一次出现。2014年10月9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首次针对高校教师划出被称为“红七条”的师德禁行行为。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者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在陈小武涉嫌性骚扰这件事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处理得较为清楚，相关处罚符合现在针对教师作出的规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12日告诉澎湃新闻。他认为，目前关于建立校园防治机制的呼声较高，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期盼，高校应该尽力达成这一目标。

　　“学校比外面社会要求更高，对教师的要求也高。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生性骚扰，虽然是极个别的，但影响更为严重。” 1月14日，听闻教育部追回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并表态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搔扰的长效机制”，储朝晖认为这“意义重大”。“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师生恋、性骚扰等是一条高压线。”据其介绍，不少国家和地区有教授委员会和教师协会等第三方机构，出现这类现象，学生可以向第三方机构提出举报，第三方机构也会对学校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