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观

　　纪念留守儿童章子欣

　　7月12日，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失踪女童章子欣的父亲在乱石滩上长时间伫立，望着大海。他对着大海呼唤女儿，红着眼睛解释：“我朝着大海喊女儿的名字，她就会让我看见……她就会浮起来。”7月13日下午，章子欣的遗体在象山海域被找到。她于7月4日被家里的两名房客带走。视觉中国供图

　　关于9岁女童章子欣短暂的一生，我们所知甚少。她是浙江淳安人，长发，圆脸，戴着红框眼镜。多数人从寻人启事里知道了这些，但也仅此而已。

　　她是一名乡下的小学生，原本正在放假。暑假刚刚开始，她暂时脱离了学校生活，回到了父母不在家的那个家中。7月3日，她独自将从学校得到的学期奖状贴到了家里，第二天她就被租住在家里的两个坏人带出了门。10天后，东海的一位渔民发现了她漂浮在海面上的小小的身体。

　　这是一个标准的农村留守儿童，在她孤独的生命中，有伺弄果园的祖父母，在远方工厂里的母亲，以及在更远的远方打工的父亲。她有4年没有见到母亲了。根据那位母亲的回忆，母女俩最后一次通电话，距今也已经超过了3年。这几年间，第二和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用户大规模完成了向第四代的迁移，人与人之间更加密切地联络着，但章子欣的5岁到9岁，像是处于某种信号的盲区。

　　世人仍在猜测两个坏人为什么要带走章子欣，案件的侦查也还没有定论。他们是从广东来的两名短期租客，而这一男一女两个犯罪嫌疑人在她被渔民发现之前已经自杀了，恐怕再也没有人能够讲清楚，她最后这段路程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现在我们知道：对女童章子欣的保护也存在着一些盲区，而且是致命的。

　　从时间上来看，这个孩子处于一个监护薄弱环节——暑期。同一时间，城里的许多同龄人正在参加热热闹闹的暑期夏令营和辅导班，像她这样的农村留守儿童暂时告别了学校的监管，如果再缺乏家庭的有效看护，暑假不仅孤单，而且危险。一位农村教师曾形容，暑假是农村孩子的一场“夏眠”。

　　每到暑假，都有不少关于儿童出事的新闻，他们溺水、被性侵、被拐卖，或者遇上别的意外。乡村的池塘边会立起“游泳危险”的警示牌。我少年时代的一个玩伴就丧生在池塘，他由伯父照顾，父母都在外地。直到接触“留守儿童”这个概念我才意识到，他就是。

　　坏人在暑假对章子欣下手，等于选择了天然的有利时机：那是一个孩子受到注意最少的时候；平时从课堂上带走一个孩子则没有那么容易。

　　现有的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中，包括一种强制报告机制，要求学校、医疗机构、村委会和居委会等一旦发现这些孩子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疑似遭受意外伤害等情况，“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告”。

　　问题在于，章子欣并没有单独生活，也没有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或意外伤害。在出事之前，她不符合任何需要强制报告的情形。需要报告的时候，也正是她出事的时候。绝大多数留守儿童都属于此类。

　　对这个女童的保护，也许需要一种更强有力的“假日强制报告机制”。当她从学校放假回到社区，保护机制的每一环都必须对此立即知情。她还可能需要一种假期的日间照料。尽管一些人反对举办名目繁多的假期辅导班，认为它们加重了孩子的负担，但对农村留守儿童来说，辅导班反而是一种保护，哪怕不是为了学业强化，而仅仅是考虑到人身安全。在农村的假期，这个领域仍存在一定的空白：私立辅导机构在这里没有多少利润可图，公立学校不允许校外补课，那些短期的志愿服务不管在效果还是规模上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女童章子欣的暑假就这样开始了。

　　心理学上有一种“瑞士奶酪模型”：每一个环节都像一片奶酪，上面存在许多小孔，奶酪叠在一起，通常没有什么意外。但当一些小孔凑巧叠加在一起，风险因素就像光线一样，透过所有的小孔，导致意外的发生。

　　在章子欣的生活中，可以找到这些小孔。隔代抚养她的祖父母轻信于人，同意两个外人带走了她——第一个小孔；她的父亲从远方提出了没有什么效力的反对，并且连续几天都没有采取法律意义上的阻止措施——第二个小孔；她被带走后，家人找“村里的高人”算了卦，结论是孩子没事——一个荒诞的小孔；她被带走之前，祖母曾经告诉过其他村民，两个外人要带孩子外出，听闻此事的村民虽然提示了女孩被拐的新闻，却依然没有人采取行动——一个小孔；两个陌生人曾在暑假前去接章子欣放学，学校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一个小孔；祖父母对外出租房屋时非常随意，否则村委会也许来得及注意到这两个外人——该死的小孔又出现了。

　　一个又一个小孔叠在了一起。女童章子欣掉了下去，然后在亿万人的提心吊胆中离开人世。

　　即使漏洞并不存在，别忘了还有魔鬼候在一旁。这一次是广东两个穷得只剩31.7元的男女伪装了自己。在别的案例中，魔鬼是其他身份。大灰狼总是会伪装的，不管是穷途末路，还是富得流油。在豪华酒店猥亵女童的江苏富豪王振华和强奸了14个幼女的河南富豪赵志勇都精于伪装：他们分别推出过与保护留守儿童有关的慈善项目，但他们同时贪婪地等在这些小孔旁边。

　　最坏的情况都发生在章子欣身上。她失踪后，先后有500多名警察被派去寻找她。相隔甚远的摄像头陆续看到了她。她那几天被带着赶了很多的路：从浙江去了福建，从福建去了广东，然后回到浙江。仅7月6日这一天，她的行程就超过了1000公里。

　　7月8日上午，章子欣离家的第5天，她的祖母去了派出所，第一次就她的失踪报了警。根据事后的案情通报，那可能是她已经出事的时刻。而就在那个时候，她分居多年的父母去了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从法律上来说，这个“留守儿童”也正式成了“单亲孩子”。这个社会对困境儿童的定义范围不外乎那么几类，她占了其中的两类。她身上叠加的是多重的不幸。

　　在所有已知的事实当中，这听起来是尤为残忍的：在一个孩子走向生命终点的途中，又一个不幸降临了。

　　张国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