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去做很多培训。她给广西19所监狱的警察咨询师做培训，“罪犯再错，也还可以找到优点”，“只是指责和批评，会让他们觉得是社会渣滓，失去改造的动力和信心。”

　　“听别人说话”，在樊富珉看来，是能“让别人产生内在力量的”。她出现在爆炸后浓烟还未消散的天津港、地震后路还未完全通的云南鲁甸和汶川，还有发生“非典”时的北京、连续发生工人跳楼的富士康公司。

　　她给地震中的孩子上课，“灾后第一课不应该教数学、语文，而应该讲‘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该怎么面对’”。她带着“已经没有表情”的救援官兵做团体辅导，发泄情绪。也设计仪式让失去亲人的人放飞气球，写一封给逝者的信，与亡灵对话。她在“非典”时把办公桌临时改成救援热线点，抚慰他们“害怕被传染”的恐慌。

　　她总共去了39次汶川，有时候航线紧张，飞机经常凌晨两三点起飞。在鲁甸地震时，61岁的她最多的一天，工作了16个小时。

　　樊富珉也给自己写下墓志铭，“这是一位幸福的女性，她从事着自己钟爱的心理咨询事业，她爱着和被爱着，来自丈夫的、女儿的和所有学生们的。”

　　1990年，樊富珉37岁，第一次出国。她选的专业是青年心理学，也是同批出国的10位老师里唯一选择心理学的人。她当时带着一个疑问，“为什么大学生会自杀？能不能帮？怎么帮？”

　　她至今还记得一串脚印，在一座高楼7层的平台，雪地里一串长长的脚印通往平台边缘，栏杆附近的脚印密集而凌乱。一个女孩在这里结束生命。那些脚印“是选择死还是活的内心冲突，是对未来看不到希望的无望感啊。”

　　正是这些脚印，让她选择了咨询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