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中国教育“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现象应该扭转。对中小学生要有效“减负”，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大学本科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真正把“水课”变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

　　相信在大多数过来人的记忆中，经历过辛苦的高中生涯进入大学后，大多会松一口气，滋生出“享受生活”的强烈欲望。随着时代的变迁，跨入大学就高忱无忧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但囿于诸多因素，一些学生“混”大学，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老师“放水”，学生“快乐”学习，这样的“皆大欢喜”难免让人为大学生的质量担忧。

　　课堂是教书育人的主阵地。因此，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固然需要学生回归常识、刻苦读书学习，但教师回归本分、潜心教书育人，更是关键所系。

　　当学生们抱怨一些大学课堂太“水”的时候，老师们也在被“水”困扰和折磨：学生的学习热情、学习效果以及培养质量在下降，成绩放水和要求放水的问题不时存在。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考完试去和老师要分数，老师不认真讲课，考试打分时放水，学生还认为这样的老师厚道，反而抱怨指责那些认真、严格的老师……

　　对于这种现象，有研究者认为这只是一种带有世界性的“分数膨胀”现象。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逐渐发展为大众教育，随着受教育人数的增加和就业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分数膨胀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在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达国家早已出现。数据显示，1966年哈佛大学只有27%的学生获得A，到1996年，这个数字增至46%，同年，哈佛82%的毕业生成绩为荣誉毕业生。引起分数通胀的最直接原因，包括学生参与教师评估和教师降低课程难度的投机行为等因素，而更深次的原因，则是高校降低了录取标准，同时，又为了提高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降低了对学生的要求。

　　尽管“分数膨胀”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但它与“严进宽出”的大学培养模式，有很大关系。如果进了大学基本都能毕业，学生就会觉得学不学习无所谓。因此，应该建立淘汰机制，通过“宽进严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历史上，严格的淘汰机制曾发挥过积极作用。比如，1928～1937年，清华大学每年的学生淘汰率为27.1%，理学院最高淘汰率达到69.8%，工学院则为67.5%。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先生执掌清华物理系时，1932级学生毕业时的淘汰率高达82.8%。这样高的淘汰率，没有引起社会的混乱，反而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学子。清华大学物理系1929～1938年间的学生，就出了2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两位美国科学院院士。

　　世易时移，今天我们当然不能简单照搬当年的淘汰机制，但在高等教育业已大众化的新时期，通过“宽进严出”来切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当属应有之义。

　　（原题为：《宽进严出 淘汰那些“混”大学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