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安将轮椅移近教学白板，左手撑住扶手维持平衡，右手精确地画出个大大的圆，然后眯着眼画出4条笔直的线，不需要修补，内接正方形很快就画好了。
若不是亲眼所见，图形工整得让人很难相信是徒手画的。
2018年1月19日，小雨淅淅沥沥。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龙溪镇万家山村小六年级开始了本学期最后一节数学课。一堂课下来，余国安的板书超过200个字符。
除了睡觉，高位瘫痪的余国安每时每刻都坐在轮椅上。他无法行走，无法自己上厕所，也无法一手拿尺、一手持笔画出正方形。但他宁愿忍受痛苦，也要画出大到“让坐得最远的孩子也看得清”的图形。
他曾用直尺和圆规画出完美的内接正方形，喊着口令领学生做操，和孩子们大笑着玩“老鹰抓小鸡”。2003年他生日前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改变了这一切，这位乡村教师从此与轮椅相伴。
当天，他到县教委领取教师资格证后，返校路过关口柜子岩隧道时，遭遇塌方，大石头砸中了中巴车的车顶。
巨大的冲击让余国安向左前方摔出去，扭断了腰椎，错位的纤维环刺伤了大部分的骨髓神经，他的下肢从此没了知觉。“站起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了”。
对当时28岁的余国安来说，这场无妄之灾过于残忍。他在床上睡了3年，1000多个日夜里，感觉生命如窗外挂的萝卜般慢慢风干，失去了光泽，“那种看不到尽头的无聊和绝望，让我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
就在他遵照医嘱不再长期卧床，尝试着坐在轮椅上做轻度活动时，传来一个好消息：2007年，重庆在农村代课教师中招聘公办小学教师7000名、初中教师1000名。
余国安坐着轮椅通过了考试，在与命运的抗争中，赢得了关键的一个回合。
2008年2月，他回到了魂牵梦绕的课堂。彼时，万家山村小每个年级都设班，共189名学生。没料到，2012年，他却遭遇第二次重大伤害：一个下雨天，他的轮椅滑下操场旁的小沟，无力自保的他左腿严重骨折。
医生在腿骨里植入钢板，下肢没有知觉的他在手术时并不觉得疼痛，却“似乎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非常痛苦”。
两度在家康复的漫长时间里，他找到了“心碎”的原因：因为自己胸膛里跳动着的是一颗教师的心。“教师一走上讲台，就像那山梁上的树，一旦扎下根来，就会本能地越扎越深，直到与山梁生死相依”。
“也许我的教学水平比不过城市老师，但我对教育的爱绝不会少，教室和我的血脉连在了一起。”他说，“我盼望着，一辈子都能教书，能看见孩子们的眼睛。”
在他23年前第一次走上讲台时，这种情感就埋下了伏笔。
他开始代课生涯，渊源于对老师的感恩。他在万家山村小念书时，李永华老师每天都为他补课，却不收一分钱。
他念职高的第一学期，母亲摔断了锁骨，失去劳动能力，他只得辍学回家。不久，患肝硬化晚期的李永华来到他家，红着眼说不能让孩子们没学上。“恩师让我替他代课，我不可能拒绝。”他接下这担子，踏实认真地工作，受到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在此期间，他顺利地通过了成人高考。该班学生毕业后，他外出打工，能挣比代课工资多3倍的钱。但他发现，代课那段美好经历留在了内心最深处，“没有声音比孩子们的读书声更美，没有什么比孩子们的笑脸更动人。”1999年，镇里招代课教师，他又拿起了教鞭。
在他眼中，教书就是快乐的源泉。可对于更多的代课教师来说，人生却不乏苦涩。
代课教师这个群体，曾为无数农村孩子按下了改变命运轨迹的快进键，他们承担了许多课程，工作量是城里老师的两三倍。受惠于“代转公”的余国安们被视为代课教师中的幸运儿，但他们的“阵地”村小却没有同样的幸运。
村小曾经辉煌过，《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使得适龄学童人数激增，村小几乎成为偏远山区基层教育的救命稻草，这里曾培育出亿万名学生。但是，奔涌向前的时代洪流却将村小逼向了日益尴尬的境遇。
变化来得悄无声息，却势不可当。
就在余国安卧床养病期间，重庆通往湖南的铁路修进了武陵山区，从他生活的万家山脚下穿过。很多乡亲务工获得第一桶金，搬往山外的世界。
随后修建的高速公路，占用了村里的部分土地，带来更多的挣钱机会，又一拨山里人离开故园。
万家山的村子有超过75%的中青年外出打工，多数带走了下一代，让村小的生源压力越来越严峻，在落寞中等待着摇曳不定的未来。以龙溪镇为例，10所村小仅剩5所，数量和规模都大幅度减少。
所幸，2012年，重庆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边远山区、高寒地区的村小原则上不得撤并。
即使有了这颗定心丸，村小依然压力重重。2012年春季，学校还有4名老师和他们“包班”的4个班级，却在秋季遽然滑向拐点：一个班毕业了，一名老师带着学生并入了中心校，另一位老师通过招考进入了政府，他教的班级也并入了中心校，只剩下胡英章老师和她教的三年级在偏僻的村庄坚守。
很多年来，胡英章堪称万家山村小的中流砥柱。她1983年就开始在这里代课，每月工资仅17元，此后升到23元，1990年是29元，1991年升到31.5元，1996年升到49元，2000年升到83元，2004年“一刀切”地领取300元，直到2007年成功“代转公”，工资与公办教师持平。
不同年龄的孩子需要上不同的年级，只有一个年级的学校显然难以生存。换句话说，此刻的万家山村小若只剩胡老师孤军奋战，颓势不难预见。于是，余国安腿部骨折稍微好一点，就回到万家山村小。
仅存的这个班级中，孩子们的情况都很特殊，如果撤并，很多学生或将被迫辍学。
其中一个孩子由曾祖父和曾祖母抚养。这个家庭中的两位老人命运多舛，儿子结婚不久就病逝了，儿媳离家出走；两人含辛茹苦将孙子拉扯大，孙子病后留下后遗症，孙媳杳无音讯。从此，分别80岁和78岁的老夫妇不得不承担起监护曾孙女的重任，“如果没有离得近的村小，孩子就只能不读书了。”
另一位孩子的父亲患肝硬化多年，靠文盲母亲在外打零工挣钱治病，家里过得异常清苦，却债台高筑。2014年秋季，父亲带着孩子报名后的第三天与世长辞，母亲不得不回家看护孩子，“无法让孩子到更远的地方去读书。”
一位孩子的父亲患脑膜炎发烧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癫癫狂狂的，连钱都不认识。”母亲又有残疾，只能由75岁的爷爷看护。“孩子还小，没法走一个半小时去中心校读书，如果每天坐车，来回得10元车费，我们付不起”。
学生的困境如此让人揪心，责任心让余国安又一次回到学校，和胡英章等人一道，守护村小的荣光。
他的努力义无反顾，也显得有些许悲壮。他须臾不能离开妻子胡明术，需要她背着颤颤巍巍地翻越梯坎。他要教书就必须每天住在学校，只有寒暑假和国庆长假才能回到正常人几分钟就能走到的家，妻子也只能住在学校，照顾他的起居。
两人是经媒人介绍而结合的，感情却在经年岁月的积淀中变得牢不可破。妻子早上离开学校去喂猪、干农活儿，下午回校为他做饭。
家就在几百米之外，却不能回去，余国安毫不后悔。“在家里，我是废人。”他说，“在学校，能陪伴孩子们成长，人生有意义，我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学生也丰富了我的生命。”
当他还在养病时，便对干完农活儿回家的妻子倾诉“真想回到村小听听孩子们的读书声”，心里总“感觉少了什么”。
让他沮丧的是，这种热爱并非每个人都有。2015年，一位特岗教师来到万家山村小，看着岌岌可危的土房校舍、比学生还高的野草，这名大学生连学校都没进去，宁可退还已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并支付违约金，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们不能一走了之，村里娃需要有人去点亮未来。”余国安说，留守的孩子不能冒着安全风险，每天披星戴月走几个小时去上学。“孩子是平等的，山里的孩子也需要教育。就算只有一个孩子，我也愿意为他讲课”。
这种信念让他和学生的关系超越了师生。对孩子们来说，身体残疾的余老师就像是下雨时撑开的一把雨伞、迷路后一路找寻来的一束火把，或是饥肠辘辘时煮沸乡味的一团灶火。
太多的事例见证了这份亲人般的感情。
10多年前，有学生家遭受突然的变故，父亲去新疆后失联，母亲也改嫁了，留下时年13岁、11岁的兄弟俩相依为命。
他与村小负责人商量减免孩子的学费，把自己用过的教科书给他以少交书本费。他种孩子家的地，把粮食给兄弟俩，他出车祸后，妻子仍坚持种了两年。
那名坚强的孩子念到了高职，如今在成都的富士康工作。他每次回家都会探望余国安，在余表示想学习电脑时，为他寄来了书籍，余也因此学会了电脑。
他对班上孩子的情况了如指掌，总是主动为未听懂的学生补课，不收一分钱，“恨不得把懂的知识全都教给他们。”
他的事迹感动了中国，上了央视，很多人通过他的讲述，知道了孩子们的艰辛，慷慨解囊。
他的班级中，10人获得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生活费资助；4人获得合计900元的零星资助；两名学生获得了3000元的资助。全校学生获得了央视、浙江天丽尔服饰、广东林氏木业、深圳狮子会、彭水暖风会等的关注和支持……
他所教班级成绩一直位居全县乡村小学前列，有近20名学生后来考入大学。他关于做人的教导让孩子们受惠更多，在普遍“缺少见识”的偏僻乡村，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人生的引路人。
他赢得了家长的信任。
万家山村小的教室外就是农地，凛凛寒风中，干枯的玉米秆簌簌抖动，但老乡们从不在课间耕种，而会等到周末，“宁愿少收粮食，也不泼粪，别臭了老师和孩子。”
余国安获得了第三届“马云乡村教师奖”，42岁的他第一次乘坐飞机去三亚领奖，记者为他讲解如何办理登机时，这个汉子突然定住了，远远地看着不断升降的飞机，眼噙热泪地喃喃自语：“要是孩子们也能坐上飞机，那该多好啊！”
生日在1月的他，参加了乡村教师们的集体生日会。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吃生日蛋糕，第一次看到大海。
在颁奖典礼上，他被推上红地毯，马云迎上去俯身和他握手，然后站在他的轮椅旁合影。周围还有成龙、于丹、孙俪、梁家辉等。那一刻，他是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