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毕若旭文 北京理工大学供图）每周三晚6：30，一位88岁的“大咖主播”都会出现在北京理工大学信息对抗技术专业博士生的荧屏前。这是一堂网络直播课，授课教师是两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原校长、我国杰出的战略科学家、工程教育家、雷达与通迅系统专家王越。

　　王越院士1993年到北京理工大学任校长，他到校后申请增设的“信息对抗技术”专业1998年获批后，王越院士20多年如一日，坚持给本、硕、博士生开课。

　　本学期，王越院士有一门博士课程《系统理论与人工系统设计学》。

　　早在寒假前，王越院士就开始备课，更新了教案，早已胜券在握定稿了。

　　受到疫情影响，学生返校延期，但王越院士的课堂不延期

　　他重新调整教案，几次和辅助教师、教学助理开电话会，评估各种线上教学方式。

　　用学生的话说，王越院士的课“从文化与人类进步的关系，到中华文化与世界发展的关系，再到如何实现颠覆性、创造性的科技进步”，虽是专业课程，但涉猎广博，是不可多得的“网红课”。

　　这学期第一堂网课、研究生《系统理论与人工系统设计学》一上完，学生就纷纷点赞，“高屋建瓴”“例子太鲜活”。

　　别开生面的网络课堂背后，是王越院士的良苦用心。为了适应直播授课，他专门调整了教案，稍微减少了理论的讲解，增加了一些生活中的例子。

　　直播画面上，学生也能看到熟悉的板书。这块小黑板，也是专为直播准备的。

　　面对每一届学生，王越院士都会重新备课，撰写教学方案，添加最新案例。

　　王越院士上课时携带的公文包里，装着上百页的讲义、论文初稿和会议讲稿，这些都是他手写的文稿，上面用各种颜色的笔做了不同的笔记和批注。

　　王越院士的课程一般安排在晚上，3节课无间隙，一口气上完，他的激情和旺盛精力，很多年轻老师都比不了。

　　最让年轻的辅助教师胡进仰慕的地方，是老先生广博的知识储备，古今中外、文史科哲，“真不知道老先生是怎么积累的，而且王先生对各个领域的讲述不是泛泛而谈，往往有深刻见解”。

　　胡进每次在办公室看到王越院士，老先生如果不是在与人谈话，那么一定是在写东西或看书。

　　“‘只有学习能让我快乐。’这句话从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人口中说出，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胡进说。

　　王越院士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3年之前，他在兵器工业部研究所（后改制为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担任所长，长期从事火控雷达系统、信息系统及其安全对抗领域的研究工作，直接推动了中国相关国防科技领域的发展，提出并建立了中国电子工程对抗系统的理论体系。

　　他曾主持研制多部大型火控雷达系统，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大步迈进作出突出贡献。

　　他在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1988年获得机电部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9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02年获得国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耄耋之年，荣誉傍身，王越院士却从未让这些成为松懈的理由。他对教学一丝不苟，“要设计好的国防系统，人才是最根本的。我希望培育出超越自己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课比天大，一课不能耽误

　　不仅不能因疫情延迟授课，还要为网课量身打造一套教案。对授课认真负责的态度，是王越院士对待教育的一贯态度。

　　2017年，王越院士曾受邀到海南参加一个研究生教学研讨会。为了不耽误晚上6点半的课程，他特意预定了下午4点半抵京的飞机。

　　然而天气不佳，飞机晚点。担心回到学校时已过上课时间，王越院士先请共同开课的教授准备帮忙代课。

　　一回到北京，看到时间或许赶得上，王越院士就让司机直接把车从机场开到教学楼下。那天他走进教室时，时间正好是6点29分。

　　1分钟后，课程按时开始，王越院士一口气连讲3节课，等到他下课回家、吃上晚饭，已经是晚上9点半。

　　生逢国难，立“无线电报国”之志

　　1950年，王越在大学志愿书上填写的唯一志愿，是新中国初生的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前身）电讯系。

　　对无线电领域的兴趣源于少年时代。1937年，5岁的王越到天津耀华学校读书。

　　时逢国难，日本军队攻入天津。次年，时任耀华学校校长的爱国教育家赵天麟拒绝奴化教育，被日本人暗杀，后来学校被迫改换亲日教材，但王越和同学都不学日语，上了5年日语课，日语假名都记不全。

　　那时候，家里有收音机的人家，收音机都被贴上了封条，只能收听日本广播波段。抗战后期，王越的父亲还是在偷偷保留了其他波段的朋友家里，听到日本节节败退的消息。

　　无线电波带来的希望让王越立下了科技报国的志向。进入大学后，他把几乎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整个大学期间，只在1951年暑假回过一次家。

　　大学期间另一次与家人见面，是1952年，电讯系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王越在随校从大连迁往张家口途中，在天津车站与母亲见过一面。

　　从大连前往张家口时，全班有52位同学，毕业时只剩25人。学校对学生要求极高，一门课不及格就要退学。“考试回答的不到位，老师一下子就能听得出来。”

　　“当时考试是5分制口试，基本规律或者概念错误，成绩就会被定为2分（不及格），而不及格就要被淘汰。” 当时的考试采取口试形式，一般有两名学生一起进考场，一起抽题，第一位开始作答时，第二位开始准备。

　　如此一来，如果前面答题的学生学得好，几句话切中要害，留给后面一位的思考时间就会减少。

　　因此当时考试，很多同学不愿意排在王越后面考试，原因是他作答太快，几分钟就考完了。

　　学生时代，王越曾师从”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和中国雷达工程专业的主要创始人毕德显。

　　王大珩当时作为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前身）应用物理系的主任，亲自上课，对学生要求极高。

　　“当时用精密天平实验，不准用手捏天平砝码，碰一点都不行，因手上的汗渍附在砝码上会改变毫克砝码的精确度。学生急的时候用手拿了，王大珩老师坚决不客气地把他们请出了教室。”

　　对于考试不认真的学生，王大珩也毫不客气，会直接在试卷上写“凑答数，骗老师，不给分”。

　　电讯系主任毕德显上课深入浅出，听起来没什么困难，基本规律讲得透透彻彻，“回来一番讲义，二三十页都讲过了”。

　　在讲静电磁学的时候，毕德显教授讲课结束后留下了3个题目，下午三节自习都过了两节，学生还是没能做出来。作为课代表，王越心里很是着急，去找毕德显教授。

　　但毕德显教授并没有直接告诉王越答案，而是让王越给他提供物理定理，第一次提供，毕先生说：“不好用，另提！”。这实际上是一种“别开生面”的辅导。

　　花甲从教，“担负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爱与责任”

　　求学时代和从事研究工作的经历，让王越认识到基础学习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性。

　　1979年后，在研究所工作的王越就先后和中国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合带研究生。

　　“那时体会到了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重要性的认识。”到北理工从事教育工作后，这一理念得到了延续。

　　2000年，信息对抗技术专业开始正式招收本科生。最初没有教学团队，王越就自己组建团队，没有专业教材，他就自己编教材，带团队论证教学方案、研究教学方法，培养师资队伍。

　　他带队编撰的教材被评为国防特色优秀教材，教学成果多次获得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

　　课比天大，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吸收更为重要。临近课程结束，王越专门留出答疑时间。学生的问题天马行空。

　　“如何将哲学思维融入到科学研究中？”“怎样从系统角度认识生命科学？”每一个问题，王越院士都耐心解释。课后，他多次叮嘱课程助理收集学生的意见，用以改变直播的效果。

　　在王越院士看来，教书是一件有意思的事，“身体撑得住，就一直教下去。我也得益于师生共进。

　　20多年来，他培养的学生中，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有北京市教学名师，还有一大批工作在国防科技工业的总设计师、研究所所长等科技英才。

　　从学，到研，再到教书育人，王越院士深谙教育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教育的外在技巧可千变万化，但是其最核心的要素，即担负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爱心与责任心，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