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院院士开直播,又是别人家的网课!

发稿时间:2020-03-20 21:39:02 来源: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中国青年网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毕若旭文 北京理工大学供图)每周三晚6:30,一位88岁的“大咖主播”都会出现在北京理工大学信息对抗技术专业博士生的荧屏前。这是一堂网络直播课,授课教师是两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原校长、我国杰出的战略科学家、工程教育家、雷达与通迅系统专家王越。

  王越院士1993年到北京理工大学任校长,他到校后申请增设的“信息对抗技术”专业1998年获批后,王越院士20多年如一日,坚持给本、硕、博士生开课。

  本学期,王越院士有一门博士课程《系统理论与人工系统设计学》。

  早在寒假前,王越院士就开始备课,更新了教案,早已胜券在握定稿了。

  受到疫情影响,学生返校延期,但王越院士的课堂不延期

  他重新调整教案,几次和辅助教师、教学助理开电话会,评估各种线上教学方式。

  用学生的话说,王越院士的课“从文化与人类进步的关系,到中华文化与世界发展的关系,再到如何实现颠覆性、创造性的科技进步”,虽是专业课程,但涉猎广博,是不可多得的“网红课”。

  这学期第一堂网课、研究生《系统理论与人工系统设计学》一上完,学生就纷纷点赞,“高屋建瓴”“例子太鲜活”。

  别开生面的网络课堂背后,是王越院士的良苦用心。为了适应直播授课,他专门调整了教案,稍微减少了理论的讲解,增加了一些生活中的例子。

  直播画面上,学生也能看到熟悉的板书。这块小黑板,也是专为直播准备的。

  面对每一届学生,王越院士都会重新备课,撰写教学方案,添加最新案例。

  王越院士上课时携带的公文包里,装着上百页的讲义、论文初稿和会议讲稿,这些都是他手写的文稿,上面用各种颜色的笔做了不同的笔记和批注。

  王越院士的课程一般安排在晚上,3节课无间隙,一口气上完,他的激情和旺盛精力,很多年轻老师都比不了。

  最让年轻的辅助教师胡进仰慕的地方,是老先生广博的知识储备,古今中外、文史科哲,“真不知道老先生是怎么积累的,而且王先生对各个领域的讲述不是泛泛而谈,往往有深刻见解”。

  胡进每次在办公室看到王越院士,老先生如果不是在与人谈话,那么一定是在写东西或看书。

  “‘只有学习能让我快乐。’这句话从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人口中说出,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胡进说。

  王越院士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3年之前,他在兵器工业部研究所(后改制为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担任所长,长期从事火控雷达系统、信息系统及其安全对抗领域的研究工作,直接推动了中国相关国防科技领域的发展,提出并建立了中国电子工程对抗系统的理论体系。

  他曾主持研制多部大型火控雷达系统,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大步迈进作出突出贡献。

  他在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1988年获得机电部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9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02年获得国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耄耋之年,荣誉傍身,王越院士却从未让这些成为松懈的理由。他对教学一丝不苟,“要设计好的国防系统,人才是最根本的。我希望培育出超越自己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课比天大,一课不能耽误

  不仅不能因疫情延迟授课,还要为网课量身打造一套教案。对授课认真负责的态度,是王越院士对待教育的一贯态度。

  2017年,王越院士曾受邀到海南参加一个研究生教学研讨会。为了不耽误晚上6点半的课程,他特意预定了下午4点半抵京的飞机。

  然而天气不佳,飞机晚点。担心回到学校时已过上课时间,王越院士先请共同开课的教授准备帮忙代课。

  一回到北京,看到时间或许赶得上,王越院士就让司机直接把车从机场开到教学楼下。那天他走进教室时,时间正好是6点29分。

  1分钟后,课程按时开始,王越院士一口气连讲3节课,等到他下课回家、吃上晚饭,已经是晚上9点半。

  生逢国难,立“无线电报国”之志

  1950年,王越在大学志愿书上填写的唯一志愿,是新中国初生的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前身)电讯系。

  对无线电领域的兴趣源于少年时代。1937年,5岁的王越到天津耀华学校读书。

  时逢国难,日本军队攻入天津。次年,时任耀华学校校长的爱国教育家赵天麟拒绝奴化教育,被日本人暗杀,后来学校被迫改换亲日教材,但王越和同学都不学日语,上了5年日语课,日语假名都记不全。

  那时候,家里有收音机的人家,收音机都被贴上了封条,只能收听日本广播波段。抗战后期,王越的父亲还是在偷偷保留了其他波段的朋友家里,听到日本节节败退的消息。

  无线电波带来的希望让王越立下了科技报国的志向。进入大学后,他把几乎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整个大学期间,只在1951年暑假回过一次家。

  大学期间另一次与家人见面,是1952年,电讯系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王越在随校从大连迁往张家口途中,在天津车站与母亲见过一面。

  从大连前往张家口时,全班有52位同学,毕业时只剩25人。学校对学生要求极高,一门课不及格就要退学。“考试回答的不到位,老师一下子就能听得出来。”

  “当时考试是5分制口试,基本规律或者概念错误,成绩就会被定为2分(不及格),而不及格就要被淘汰。” 当时的考试采取口试形式,一般有两名学生一起进考场,一起抽题,第一位开始作答时,第二位开始准备。

  如此一来,如果前面答题的学生学得好,几句话切中要害,留给后面一位的思考时间就会减少。

  因此当时考试,很多同学不愿意排在王越后面考试,原因是他作答太快,几分钟就考完了。

  学生时代,王越曾师从”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和中国雷达工程专业的主要创始人毕德显。

  王大珩当时作为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前身)应用物理系的主任,亲自上课,对学生要求极高。

  “当时用精密天平实验,不准用手捏天平砝码,碰一点都不行,因手上的汗渍附在砝码上会改变毫克砝码的精确度。学生急的时候用手拿了,王大珩老师坚决不客气地把他们请出了教室。”

  对于考试不认真的学生,王大珩也毫不客气,会直接在试卷上写“凑答数,骗老师,不给分”。

  电讯系主任毕德显上课深入浅出,听起来没什么困难,基本规律讲得透透彻彻,“回来一番讲义,二三十页都讲过了”。

  在讲静电磁学的时候,毕德显教授讲课结束后留下了3个题目,下午三节自习都过了两节,学生还是没能做出来。作为课代表,王越心里很是着急,去找毕德显教授。

  但毕德显教授并没有直接告诉王越答案,而是让王越给他提供物理定理,第一次提供,毕先生说:“不好用,另提!”。这实际上是一种“别开生面”的辅导。

  花甲从教,“担负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爱与责任”

  求学时代和从事研究工作的经历,让王越认识到基础学习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性。

  1979年后,在研究所工作的王越就先后和中国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合带研究生。

  “那时体会到了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重要性的认识。”到北理工从事教育工作后,这一理念得到了延续。

  2000年,信息对抗技术专业开始正式招收本科生。最初没有教学团队,王越就自己组建团队,没有专业教材,他就自己编教材,带团队论证教学方案、研究教学方法,培养师资队伍。

  他带队编撰的教材被评为国防特色优秀教材,教学成果多次获得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

  课比天大,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吸收更为重要。临近课程结束,王越专门留出答疑时间。学生的问题天马行空。

  “如何将哲学思维融入到科学研究中?”“怎样从系统角度认识生命科学?”每一个问题,王越院士都耐心解释。课后,他多次叮嘱课程助理收集学生的意见,用以改变直播的效果。

  在王越院士看来,教书是一件有意思的事,“身体撑得住,就一直教下去。我也得益于师生共进。

  20多年来,他培养的学生中,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有北京市教学名师,还有一大批工作在国防科技工业的总设计师、研究所所长等科技英才。

  从学,到研,再到教书育人,王越院士深谙教育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教育的外在技巧可千变万化,但是其最核心的要素,即担负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爱心与责任心,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

责任编辑:工蚁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