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汨罗市村民任先生年前把家里的牛卖了，好不容易存下6000多元，打算用作农产品销售的启动资金。可是，短短一个月时间，这些钱就被14岁的儿子小云打赏给了喜欢的主播，只剩下300多元。快手客服人员表示，如有证据显示，该账户消费是无行为能力人在无监管的状态下进行的，他们会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退还全部消费。(《潇湘晨报》2月25日)

　　“少年”打赏主播的新闻很多，几乎每一则新闻背后都有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湖南长沙12岁女孩萍萍在手机唱歌游戏里“打赏”，花掉了妈妈3万多元；深圳11岁男孩玩手游花光家中3万元积蓄；武汉10岁男孩玩游戏充值5.8万元；上海的孙女士发现银行卡上25万元血汗钱“不翼而飞”，原来，是13岁女儿小卞打赏给了男主播……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麻烦不断，乃至日渐表现为一种常态化的消费模式，引发了社会公众的普遍焦虑。

　　这一现象甚至催生了专门的法律服务。据媒体报道，陕西律师赵良善曾代理多起未成年人充值消费案件，先后无偿为5个家庭追回未成年人擅自充值钱款44500余元。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证明是少年自己进行的游戏活动并充值，仅公证处对律师取证过程进行公证的步骤就多达107个。对于更多的家长而言，如此“追讨”耗时耗力，“举证”繁琐复杂，实在是不堪其累。

　　“少年”不计后果地动辄打赏数千元、数万元，不仅会产生扭曲的消费观念，影响其世界观、人生观；也会给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负累。一头牛轻松地被用来打赏，甚至没有激起任何水花，也未免太过分。

　　尽管直播平台客服人员表示，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法律上有退还的可能，但很多时候，这种“事后补救”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类似盲目消费，更何况，这一追讨过程往往异常繁琐，会额外增加当事人的负担。

　　与其事后亡羊补牢，为什么不多一些事先的约束呢？目前的打赏机制，应该有相对完善的注册规定，比如，设定对未成年人的特定保护，要有身份证验证等步骤，特别是应该对玩家的年龄多一些禁止设置，尽最大可能防范对未成年人产生诱导。

　　这些禁止性设置，单纯从技术层面看，并不复杂，也并非难以操作。更多的时候，不过是一种普遍性失明罢了。平台需要流量，而监管部门往往也缺乏未成年人保护的刚性约束。大家说起“保护孩子”都会头头是道，可很多直播平台的主要目标群体，往往就是孩子。泛滥、无节制的直播不仅吞噬了孩子的时间和注意力，也催生了众多扭曲的消费习惯。

　　也因此，从监管的层面看，除了尽快出台相关规定，需要明确限定直播打赏的限额以及单笔额度，明确规定要有消费提醒，对未成年人打赏要有取消交易的相关约定。此外，也必须正视网络直播等对孩子的影响，这实际上是一种治本之举。可以说，只要网络直播依然缺乏约束，“父亲的卖牛钱被打赏”之类的新闻，注定会层出不穷。

　　当然，教育也该与时俱进。当人们都在欢呼互联网带来的便利时，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到，有必要针对互联网带来的消费陷阱，设置一些预防性的教育，以帮助孩子们提高鉴别、认知、适应能力？家长也应该检讨，决不能一错再错，先是疏于教育，甚至粗心到钱被划走都不能及时察觉，然后又是一味指责孩子，这样不仅对孩子不负责任，也显然很难形成一种有压力机制的社会氛围。说到底，管住孩子的手，绝非一蹴而就。这其中，既是一个外部影响内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内生动力的激发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