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海城开发区实验学校学生在化学实验室内做实验。 新华社记者 吴青昊摄

　　甘肃省定西市漳县盐川学校的学生在AI课堂上与志愿者互动。 新华社记者 陈斌摄

　　◎本报记者 沈 唯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适应学龄人口结构变化，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列为重点任务，相关内容迅速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民生话题。而热议背后，是我国学龄人口变化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日益突出：学龄人口总量显著下降，并在学段上呈现“排浪式”变化，初中、高中、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未来几年内错位达峰。

　　事实上，早在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就已提出“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高杭看来，这两种表述都指向了人口“快变量”对教育“慢变量”的冲击。如何应对这种冲击，需要全社会和衷共济、协力破题。

　　着力解决突出矛盾 

　　教育资源通常指用于支持教育服务的人、财、物、信息等。其布局结构既受学龄人口分布情况的影响，也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重点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人口是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区域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建民总结，当前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面临学龄人口快速流动与教育资源本身弱流动性的矛盾、纵向分层管理体制与跨区域资源需求不均衡的矛盾，以及“排浪式”学段需求变化与配置标准差异之间的矛盾，并最终体现为学段教育资源不均和区域教育资源不均这两大问题。

　　“目前，小学阶段学位相对富裕，初中和高中学位则相对紧张。但将闲置的小学阶段教育资源转化为中学阶段教育资源，需要进行大量适配性改造。小学阶段的过剩师资，短时间内也难以通过职后培训等方式，满足中学对教师的需求。”李建民说。

　　高杭分析，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区域教育资源不均问题日益突出。由于大量生源正向城镇集中，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的生源总体上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城乡间、区域间的分化越来越明显。

　　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李建民提出，要科学做好学龄人口的前瞻性预测，对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学龄人口变化提前做好总体预判，以便及时调整教育资源；此外，要加强省级和市级层面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在缩小县域教育差距的同时，打破编制、经费等资源流动的行政壁垒。

　　高杭还特别提到，教育发展与人口变化之间存在双向作用关系。“比如近年来国家推广免费学前教育等措施，希望通过教育改革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高杭认为，虽然教育规模受人口因素影响，但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也会反作用于人口。因此，学龄人口预测要置于“教育—人口”双向互动的系统框架中，基于政策反馈进行动态耦合分析。

　　需兼顾眼前与长远 

　　李建民告诉记者，我国初中阶段的学龄人口将在今年迎来高峰，高中阶段的学龄人口预计在2029年达峰。在这种背景下，教育资源配置需要将短期需求与长期发展相结合。她提出，高中阶段教育要实现平稳度峰，应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要在保障办学质量的前提下，积极推进现有学校挖潜扩容、增加学位；另一方面，应科学规划新建部分高中学校，合理规划学校规模。

　　教育供给侧改革具有鲜明的长周期特征，且需要的配套条件众多，包括校舍建设、教师编制、财政支持、教师培养等多方面保障。高杭认为，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除了解决当下的问题，更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例如，未来一段时期，基础教育阶段的主科教师会相对过剩，而科学教师、心理健康教师等则会出现短缺。要解决这一问题，既要盘活存量，也要做好增量。

　　“在优化存量方面，我们要把现有的学段分段教学模式转化为整体教学模式，增强教师的跨学段教学能力，探索贯通式一体化培养模式。在增量上，我们要培养更多具备跨学科教学能力的全科教师，让教师实现‘一专多能’。”高杭说。

　　此外，基础教育阶段学龄人口达峰，势必对未来高等教育规模产生影响，因此，对于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也要进行前瞻性谋划。高杭举例，针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和“双一流”高校人才培养规模占比偏低的问题，当下迫切需要调整优化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通过扩大优质本科招生规模、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等举措，实现提质扩容，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针对发展渠道趋同、评价标准单一、办学特色不够突出等问题，教育部日前宣布启动“双优”工程，面向应用型高校实施高水平建设，这与面向研究型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和面向技能型高校的“双高计划”共同构成三类高校分类发展、特色发展的基本格局，体现了以分类管理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政策导向。

　　重视教育内涵质量 

　　面向“十五五”，李建民认为，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必须与城市更新、人口发展深度协同。例如，建立“人口—空间—教育”联动规划机制，强化各领域信息互通共享，精准预测学龄人口，将学位需求测算细化到社区、街道；建立全学段学龄人口变动监测系统，提前3至5年进行学校建设与资源调整布局。

　　“在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结构时，还应强化分区施策。针对人口流出地区，要结合城市更新需要，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提高乡村寄宿制学校办学水平；针对人口相对稳定地区，应通过集团化办学等方式着力提升教育质量，增强教育黏性；针对人口流入地区，则要适度超前规划，以需定供，引入优质教育资源，从源头上提供保障。”李建民说。

　　高杭则提出，优化教育资源布局，要从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改革。例如，在保障流动学龄人口入学方面，一些地方正从以户籍为主要依据的模式，逐步过渡到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常住人口为参照的模式。而在财政保障体制方面，自2016年起，我国已建立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和“两免一补”资金“钱随人走”的机制，但教师工资、基建经费等尚未实现“随人走”。高杭认为，未来的改革方向是推动建立更完整的“钱随人走”机制，将教育经费配置与常住人口规模挂钩，突破跨省财政协调、教师编制统筹等体制性障碍，逐步缓解生源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财政矛盾。

　　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是对教育资源布局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重要命题。李建民表示，两者最关键的差别在于对内涵质量的强调和重视。这就要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发挥学校标准化建设的作用，着力缩小校际、城乡之间在生均经费、校舍、设备、信息化条件等方面的差距。同时更要积极推进优质师资均衡配置，以骨干教师常态化交流轮岗等方式，让每所学校都能获得稳定的优质教师资源。

　　“调整教育资源布局结构，本质上是以供给侧改革为牵引，推动教育供给在规模、结构、质量等多个维度与时代变革要求、民众教育诉求和国家战略需求动态适配。”高杭表示，要达到“优质均衡”的标准，不仅要考虑师资、经费、设备等客观教育资源配置，也要从学生主体的获得感出发来衡量。“我们的目标是既要满足时代的发展要求，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更要回应民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诉求。”高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