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誉为
育人是一代师表
教改是一面旗帜
于漪说
“当教师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心中就会升腾起一团火,能有旺盛的经久不衰的内驱力。”
“教得顶好是教做人。”
“与其说我做了一辈子教师,不如说我是在一辈子学做教师。”
“每一堂课的质量,都影响着孩子生命的质量,都有你的信念、情操、学识在闪光。站上讲台,我就要用生命来歌唱。”
70年前,她以“站上讲台就是用生命在歌唱”的精神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语文教学之路,半个多世纪以来,她始终走在语文教改潮头浪尖,被誉为:“育人是一代师表,教改是一面旗帜。”
50年前,面对百废待兴的校园,饱经风霜的她毅然选择重返讲台。她说:“教师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
40年前,刚退休就有机构以高于她当时收入几十倍的年薪聘请她,她拒绝了。甘愿坚守寒窗,为语文改革奋笔疾书,为新教师培育殚精竭虑。
2026年3月14日22时18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改革先锋”奖章、“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于漪走完了她光辉的一生。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从教71年来她几乎赢得了党和政府给予人民教师的所有荣誉,却不忘初心,始终“一身正气”站在教育改革最前沿,不为名利所羁绊、不因掌声而止步。她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是共产党员’‘这是组织交给的任务’这两句话,给了我无穷的动力。”
“站上讲台,我就要用生命来歌唱”
作为上海首批语文特级教师,于漪的课几乎堂堂都是公开课。她关于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等理念被写入国家课程标准,她“教文育人”的教育思想更对推动语文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实于漪并非语文科班出身,70年前,当于漪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根据工作需要第一次走上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现杨浦高级中学)的语文讲台时,她甚至不敢去想“成就”二字。在一堂讲解小说《普通劳动者》的课后,教研组长对于漪的批评毫不留情:“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里,你还不知道呢!”
为了实现“做一名好老师”的目标,先天体弱的于漪克服了疾病的困扰,白天站在窗外看其他教师怎样上课,晚上啃着从图书馆里搬来的一厚叠参考书仔细琢磨,挑灯夜读到天明。当时的语文教研组共有18位教师,她向其他17位请教,把这些教师的教学长处都学来了,并且在3年不到的时间里,自修完成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她把这种方法称为“以死求活”。
从连语文之“门”都摸不着的普通教师,到中国语文教学界的一面旗帜,于漪成功的秘诀看似非常“简单”,甚至很“傻”。崇明区发展改革委原主任陆一曾是一名教师,并跟着于漪听了整整一年的课,一年下来他叹服不已:“于漪老师从来不重复自己,每堂课都会用10小时、20小时准备,有的课文她一备就是30多个小时,反复钻研数十篇、上百篇文章,用规范的语言写成教案。”
对于教了半个多世纪语文的于漪来说,一些经典课文可以说是滚瓜烂熟了,可每次上课前还是会把课文仔仔细细重新备一遍。“老师会像一名师范生一样,每课必写教案,每课必写教后记”,于漪的学生、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原主任王厥轩不会忘记,“每次老师都会笑着对我说:‘这叫一步一陟一回顾’。”
“文章是旧的,但学生是新的,理解怎么可能一样呢?”这就是于漪的回答。在于漪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中,每一条都近乎苛刻。为了在课堂上做到“要言不烦、一语中的”,每堂课后她必留下自己的“废话记录”,反复自省改进。然后,背下来口语化,以达到“出口成章,下笔成文”的境界。
每天去学校的路上,于漪都会把上课的内容“过电影”,在脑子里放一遍:怎么开头,怎么展开,怎么发展,怎么掀起,怎么结尾;这个问题,学生会怎么回答,回答不出,怎么引导,怎么铺垫……为的就是在课堂上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词”。
至今,于漪的儿子黄肃仍然感叹:“许多单位都曾问我要母亲的手稿,我们总是回答没有。因为母亲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打草稿、一气呵成、不留底稿,连偶尔负责替她抄写的我都被要求,抄写时一笔下去不要出错。”
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曾感叹:“于漪教书简直教得着了魔。”
奋斗,正是于漪教育人生最鲜亮的底色。
在她看来,做好一名“合格”的教师并不容易,因为这“格”不是用数量来衡量的,而是国家的要求、人民的嘱托。“每一堂课的质量,都影响着孩子生命的质量,都有你的信念、情操、学识在闪光。站上讲台,我就要用生命来歌唱。”于漪说。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追求和信念,当很多人只看到语文是工具而看不到背后的“人”的时候,她始终以专业自信和虚静之心保持着清醒。
早在20世纪60年代,于漪就鲜明地提出“要胸中有书、目中有人”。
1977年,于漪的公开课《海燕》使得上海万人空巷争睹其课堂风采,也促使她开始从经验与感悟走向理性与科学,并形成特有的教学风格与教育思想。
在20世纪80年代,她率先撰文,提出语文要既“教文”又“育人”,“教文”是手段、是过程,“育人”才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并构建了以“思维训练”为核心的语文教育理论。
40年前,又是她率先提出“熔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智力发展、思想情操陶冶于一炉”的全面教学观、育人观。
20世纪90年代,她更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
进入21世纪,于漪再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德智融合”的思想,在学科主渠道、课堂主阵地将立德树人唱响。
这些教育理念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具有前瞻性。
而在学生心中,那直面于“人”、植根于“爱”、发轫于“美”、作用于“心”的课堂早已融入他们的生命与理想。
“能够给大家垫一步,这让我终生有幸”
于漪常说:“我们的教师队伍一定要有团队,作为一块垫脚石,我能够给大家垫一步,这让我终生有幸。”
1992年,于漪的弟子、上海市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谭轶斌在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任教,于漪是当年二师的校长。在谭轶斌印象中,于漪的身影常常出现在青年教师的课堂上。“于老师总是倾尽全力培养青年教师,当时有人问:‘你这样培养不怕老师跑了吗?’可于老师说:‘不怕,跳来跳去都是在中国,跳来跳去都是在地球上。’”
“于老师最了不起的是把人当作宝贝,当作最珍贵的资产,对每一名青年教师,她都竭尽所能地给予帮助。”语文教师陆宏亮感叹,当他还只是一名普通教师时,有一次参与编写《新世纪论丛》,请于老师审稿。谁知拿回稿子一看,已是耄耋之年的于漪不仅亲自帮他修改了每一页,连他自己修改得不清晰的字,她都全部用正楷修正。
40年前,于漪刚退休就有机构以高于她当时收入几十倍的年薪聘请她,而且一周只用去一两天,但她拒绝了,因为当时市里急需她参与培养年轻教师的项目。
就这样,退休后的她继续奋斗在基础教育教师培育的最前沿,先后担任“双名”培养基地、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市郊县语文教师培训班主持人,同时还担任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4所高校的兼职教授,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国家级骨干教师培养的重任。90岁高龄时,她仍主持着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的工作,手把手带教了数百名中小学青年教师。
赴远郊去听课,为她安排的小车她不坐,总愿意和教师们一同乘大巴,还不忘把一早起来煮的鸡蛋暖暖地塞入每个人的手中。
这些说课活动,有时一说就是七八个小时,好几次她生着病还边打点滴边跟学员讨论教学设计。
于漪的弟子、复旦附中语文教研组原组长黄荣华曾心疼地说:“几年前于老师受了严重的腰伤,伤没好又坚持来参加基地活动,而且一坐就是3个小时。于老师私下对我讲,趁我现在还能讲,就为青年教师多讲一讲。”
辛勤的汗水,终将在心灵中结果。在她的发掘和培育下,四代“特级教师”团队形成了,一批教学名师涌现出来了。桃李天下,讲台绽放。
每年大年初二是于漪最为幸福的日子,那一天,她的家会被昔日的徒弟和学生挤得满满的,多的时候有上百人,许多人头发已经花白。于漪说,那就是她的教师节,她是世上最富有的人。
“教师的真正成长在于个人的内心觉醒”
于漪曾为她的《语文教学谈艺录》拟过一个小标题,叫作“跑步前进”。总是在与时间赛跑、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是年过九十的她一以贯之的生活态度和思想追求。
她说:“我深深体会到,教师的真正成长在于个人的内心觉醒。我为什么说一辈子在学做教师呢?就是因为一直处在这样的觉醒过程当中。”
在于漪的挂历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画上了圈。在许多个格子里,她要画两个甚至更多的圈。每天,她吃大把大把的药;每天,她又意气风发地指导学员、修改文稿、奋笔疾书、呼吁呐喊。这是一个鲐背老人的工作学习状态,有时让人无法相信:她怎么做得过来?但是,她都做下来了。
“你还以为你19岁啊?”于漪的先生还在世时常常这样心疼地抱怨。
“当教师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心中就会升腾起一团火,能有旺盛的经久不衰的内驱力。”这就是于漪的回答。
她直面时代的叩问,在各种场合为教育鼓与呼。当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当教育功利化的现象愈演愈烈,家长忙于带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学校忙于抓学校的升学率的时候,她形象而精辟地提出了“育人”和“育分”的理论,坚定地提出了“教在今天,想在明天”的理念。
在20世纪80年代,于漪当校长时就提出要站在国家需求的制高点上,站在人才培养的制高点上,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上办学。
曾是二师学生的杨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卜健至今对于漪办学的前沿理念记忆犹新:“20世纪80年代的二师校园面积66亩,学校没有外聘一名保洁工,校园的保洁工作全部由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轮值完成。日常出操、运动会、文艺汇演、大型接待等都交给学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每接一个新班,她都要设计一份《学生谱》,记录学生德智体美劳现状及变化,关注我们的爱好、优点、特长。”
2005年,上海出台《上海市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于漪又充满激情地进行宣讲,仅在市级层面和全市各区县组织的不同年级不同层次学校的公开课就达百余节,听课教师近万人次。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于漪以此作为自己人生的格言,始终不停地奔波于课堂学校、笔耕于月下灯前,一辈子精神饱满地努力向前。
从教生涯中,她出版40余部专著,与人合著及主编书目百余本,著作等身。
退休后的她更是奋笔疾书,竭尽全力地关注着中国教育改革,倾力写下600万字著作。《于漪全集》共八卷本21册,是新中国教育史上首部由中学教师出版的全集。
她从教学实践中提炼出属于自己的思想,一辈子精神饱满地努力向前。这使她真正成为襟怀博大、心灵澄澈、见识卓越、永不落伍的“师之大者”。
“教师首先是个大写的人”
于漪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15岁时父亲病故,惨淡的家境使其求学之路难以为继;中学读书,每天天不亮就要出门,横穿整个城市,步行十几里路上学。直到参加了江苏教育学院免费师范生的招考,于漪才踏上了教师之路。
但她却将坎坷之路埋在内心深处,将一片丹心给予了教育,将真善美的种子播撒四方。她说:“教师首先是个大写的人。”
20世纪70年代,有学生患肺结核病,家庭十分困难,无钱治病,她挤出钱来给他买特效药,而自己节衣缩食,早上连一根油条也舍不得吃;有学生骨折,家庭困难,又是她垫付了医药费;带学生参加秋收劳动,学生半夜生病,她当时腹部刚动大手术不久,硬是背起学生顶着寒风,沿着大河,走了10多里路……
艰难的岁月给予了于漪更执着的信念,她说:“人有很大的忍受力,也有很大的潜能,只要真正把学生放在心上,就会超越自己,从而释放出巨大能量来。”
大育有声,大爱无言,她用爱温暖着无数的心。近50年来,于漪的特级教师津贴分文未拿,全部资助学生,还通过慈善基金会资助许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大学学业。
2018年教师节前夕,于漪荣获上海市人民政府首次颁发的“教育事业杰出贡献奖”,得到20万元奖金。但钱还没捂热,就被她转手捐给了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
对学生总是异常慷慨的于漪,生活却十分节俭,自己的衣服缝缝补补穿了多年也舍不得买件新的,儿子一直到工作都没穿过皮鞋。
“1964年,在我过生日时,父母送了一本《雷锋日记》给我。”儿子黄肃记得,在书的扉页上母亲写着:肃儿,向雷锋叔叔学习,做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民。
在于漪服务了一辈子的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科技楼的墙上,清晰地刻着“一身正气,为人师表”八个大字,这正是对老师最好的写照。
2019年去北京领奖,身体抱恙的于漪得到了在京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离京前,于漪问他们要了地址,一一写信表示感谢。
站上讲台,于漪是当之无愧的名师;走下讲台,她更是备受尊敬的人师。
“教育力量只能从人格的活的源泉中产生出来。任何规章制度,任何人为的机关,无论设想得如何巧妙,都不能代替教育事业中教师人格的作用。”这是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对于教师人格力量的解读,用在于漪身上真是再贴切不过。
而于漪自己在写给名师基地学员的亲笔信中这么说:“教师的德性和智性是生命之魂,当你们以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启迪和滴灌学生德性和智性成长时,一定能品尝到人间最大的幸福。”
“教得顶好是教做人。”“选择了教师就是选择了高尚。”“与其说我做了一辈子教师,不如说我是在一辈子学做教师。”……对于漪来说,活着就是要让生命与使命同行!
先生已逝,但那融化于无数平凡岁月的师者本色,那穿越了一切功名、利益和得失的师德师魂,却如同一把火炬,挺立起师者的脊梁,托举起民族复兴的希望,让精神之光照亮华夏大地!
本报上海3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