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三，今年的春运正式结束了，但是另一种春运却依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那就是不少用工企业在用包专车的方式跨省接务工人员返岗，更夸张的甚至包专机，这么做是抢人、是开工很着急，这样的做法，初五之后就有，到现在都快出正月了，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同时，企业给出的待遇也越来越好，包宿舍、包自助餐，新入职的有开年红包，送电动车等等，甚至有广东一家服装企业给出了熟手入职补贴加计件，工资8000到12000，不是说就业压力大吗？怎么招工如此红火？如今的农民工如何思考去与留？更看重什么？

　　招聘用工“卷”起来了

　　专列、专机，点对点的大巴车，本应该随着春运结束而告一段落的集中交通运输方式，却载着全国各地的务工者，仍在持续运转着。春节过后，持续的用工需求未减反增，除去开免费专机、专列外，社区代聘、直播带岗等新型招工方式更是将各地抢人推向了高潮。

　　作为全国经济体量第一大省，广东拥有巨大的就业容量，城镇新增就业平均每年在130万人以上，约占全国的1/10。为了解决持续性用工需求，深圳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提出高频率开招聘会，除每周二、周四举办现场招聘会外，每周还将举办一次主题网络招聘会，以及每月举办一次主题专场招聘会。

　　本周四，在深圳龙华区举办的周四直聘日活动中，为了方便来自全国各的务工人员，招聘地点选择在了汽车站附近，现场随处可以见到拎着行李找工作的务工人员。

　　务工人员 李少峰：原来在江苏那边，在江苏也是一家电子企业，做手表的，去年在那边做。这边有一家，我进去看一下。

　　李少峰，来自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西庄村，36岁的他第一次来深圳找工作。为了能够快速地找到工作，降低花费，下车后拎着行李就来到了招聘现场。

　　当地最低基本工资2360元，企业直接开出了5000多元。李少锋连续看了几家制造型企业，已经有些心动。得知本周五深圳的龙岗区还有一个大型招聘会后，他没有着急签约。

　　务工人员 李少峰：我觉得还不行，就是我自己可能有自己的要求，可能觉得再找一下，机会还是比较多。

　　深圳市朗泰沣电子有限公司 人事主管 朱仁杰：订单量比起去年，大概上升了40%到50%，我们是生产制造型企业，招聘普通工人就会多一些，普通工人，我们这边还要补充50到60人，今年招工对我们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市场复苏，好多企业抢了很多订单，找工作的人看起来很多，但是我们岗位缺的更多。

　　李少峰并没有在此次招聘会上签约，面对各家企业开出的优厚条件，他想等等看，后面或许还有更好的。

　　龙华区人力资源局就业促进科科长 关凯尹：今年的企业较往年有井喷式的一个变化。报名参加的企业场场爆满，基本上都挤不进去，反映出今年节后企业的订单有了大量的增长，我们求职者也是比以往要火爆很多，以往都是企业在找员工，那么今年是我们的员工有很多的企业可以找，就例如我们今天早上有一家电子厂，他一下子就拿出了50个普工的岗位，直接面试以后直接就带进了厂，直接就可以入职了。

　　面对现在的企业用工需求，2023年1月至3月，深圳计划开展各类春季招聘活动共计208场次，其中线上111场次、线下97场次，参与企业预计超过5000家。这是深圳历史同期招聘季中，场次频率最高、参与企业最多、服务中小微企业最全面的一次招聘季。

　　白岩松：今年春天“抢人大潮”来得早，来得猛，原因很多，比如疫情三年，好多人前两年就地过年没回家，今年好不容易回家过年，要处理的事很多，离家的脚步就不断地在向后推延，另外，农民工早已经换代，年轻一代的务工人员不再像父辈或者爷爷辈那样，他们整体的文化水平更高，眼界更加开阔，权利意识很高，对幸福的思考也更多，何况，他们不少当初自己就是留守儿童，因此不希望下一代再重复自己的痛苦，前几天一位贵州的妈妈对浙江招工团说：如果去浙江工作的话，小孩可以给我安排吗？

　　不想孩子再做留守儿童

　　随着打工者的离去，本周四，贵州三都的这个小村庄冷清了许多。30岁的潘金杯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年轻人。前不久浙江招工团到来时，她也曾满怀期待地参加招聘，但是由于这些企业大多是机器生产，风险较高，不允许她带着孩子进厂上班，她没有报名，暂时在家照顾孩子。

　　贵州三都梅良村村民 潘金杯：主要就是考虑孩子，我小的那个孩子才5个多月，以前我也是留守儿童，现在我长大了，肯定不想让他们再做留守儿童了，留守儿童那种感受挺难受的，那以前父母没办法把我们带在身边，现在条件好了，赚少一点也没关系。我现在出去的话如果不能把他带在身边的话那太可怜了，有点放不下。

　　“自己是留守儿童，不想孩子再做留守儿童。”潘金杯的这番话被媒体报道后，在本周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而在她的村子里，这也成为年轻一代打工者的心声，像当年那样完全交给爷爷奶奶抚养的孩子越来越少。

　　贵州三都梅良村村民 潘金杯：现在基本上不愿意把孩子放在家的，有些父母还年轻，他们就跟老人小孩一起过去孩子在那边读书，父母就帮他们看孩子，接送孩子。

　　然而，带着孩子去打工，也并非易事。在浙江嵊州的这家大型汽车配件企业，招工团招募来的新员工已经开始了工作。因为初来乍到，立足未稳，许多人并没有立刻把孩子接来。离开家不过两周的时间，他们就感觉“太想孩子了”。

　　嵊州某汽车配件企业员工 刘曼：差不多明年能给他转到这边学校。小时候父亲也有出来到工地上做一些苦力，反正不想让孩子也有这种体会。现在出来了就想不管到哪里，条件不管有多差，一家人都在一起。

　　与新来的工友相比，工作一年的刘胜柳，今年终于实现了和孩子团圆的愿望。春节过后，她把孩子和老人都带到了嵊州，一家人不再承受相思之苦。新学期开始，孩子们也在公司的帮助下，顺利转到了附近的小学读书。

　　嵊州某汽车配件企业员工 刘胜柳：刚开始公司通知，说可以帮我们把小孩子带在身边，可以直接转到学校里面，直接把孩子转过来就行了，然后我们就转过来了，没有什么顾虑，属于公司给我们员工的福利。

　　嵊州市人社局副局长 俞露娜：特别是在三十到四十岁这一阶段的女性，希望安定下来以后能够把孩子带过来，全家都能够在当地扎根落户。在一定条件满足了以后，对下一代会有更多的期望和情感需求，我觉得这些也是我们以后提高城市吸引力的时候更多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在这家企业所在的嵊州市浦口街道，外来务工人员当中“带娃打拼”的比例越来越高。辖区内的中小学幼儿园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比例，由2018的20%上升至今年的40%。而放眼全国，随迁子女的入学门槛在逐渐扫除，国家统计局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为88.2%，比2017年提高了4.9个百分点；义务教育年龄段随迁儿童在校率已达到99.6%。未来，期待更均等化的政策，更一视同仁的态度，能让“留守”不再是务工者的一块心病。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章元：增加更多的学位，让凡是有需求的农民工子弟都能够接受本地的教育。另一方面增加社会融合。有些地方政府直接给农民工子弟专门开一个学校，从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不利于社会融合的，其实把农民工的子弟和城镇的学生放在一起，放在班级里同时接受教育，不会对城市学生的学习产生负面的影响，而且有助于社会的融合，也能够让农民工的子弟接受更好的教育。

　　白岩松：说起农民工我们想到的可能都是大包小包去广东，去浙江，去上海工作跨省流动的大军，但其实这些年变化还是很大的。本周，农业农村部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农民工在省内就业，其中超过一半是在县域内就业，难道就近就业快成为现实了吗？

　　就近就业新趋势

　　华荣鑫是湖南常德的一名村干部。春节以来，她每天都在忙着走村入户，一旦看到谁家有在外务工的村民回来了，就要想办法劝他们留下，转到去市里的高新区上班。

　　湖南常德鼎城区蔡家岗镇劳务经纪人 华荣鑫：尽可能为他们匹配工资比较高、离家比较近、以前从事过的工种，我们村在外务工的大概有100多人，大概有30人想留在家乡工作。

　　华荣鑫的这个新身份叫做“劳务经纪人”，是受当地人社部门委托，专门替用工紧张的企业与返乡农民工“牵线搭桥”。周四上午，她的目标是要把邻居王成华推荐到高新区的一家电子厂。此前，王成华一直在广东的电子厂流水线打工，工种对口，经验也丰富。

　　湖南常德鼎城区蔡家岗镇村民 王成华：以前外出打工工资大概六千多一个月，这里工资将近5000元，我除去房租、交通等生活开支，能够存下来的钱，基本和以前外出打工差不多。关键是离家比较近，能够照顾父母和孩子，家里的农活也能够搭把手。

　　新的打工地离家不到10公里，给出的工资也不低，王成华决定去试一试。经过考察、面试等环节，很快就被录取。为了帮企业“拉人”，春节前，常德的鼎城区，不少村都设置了类似华荣鑫这样的劳务经纪人，一共305名。她们大多在村里长大，人缘好，对各家的事了如指掌。随着经济复苏进度加快，高新区各类企业400多家，用工缺口正在加大。

　　湖南千德电子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袁欣欣：因为之前在一线城市，有“招工荒”的情况，到内地来肯定方便很多，人员充足，政策优势也方便一些。工价来说肯定比一线城市便宜很多。

　　湖南省常德市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市，农村劳动力资源达到252万多人。最近两年，为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优势，鼎城区创办了高新技术产业园，加上厂房补贴、出口退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不少劳动密集型产业落户。年产值近三亿元的湖南千德电子有限公司，就是去年初从广东整体搬迁而来。据测算，它的生产成本降低了15%。今年鼎城区表示，将计划发放稳岗补贴415万元、创业担保贷款3500万元，进一步提升产业吸引力。

　　湖南常德鼎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陈宏：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吸引了更多企业落户鼎城，既解决了就业，又发展了产业，增加了税收，实现了企业、群众和政府的共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章元：农民工更加青睐就近就业这个趋势，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了。第一个我们可以说是因为对农村地区进行了很多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电商这种经济生活条件的改善，也会吸引一些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有一些比如说农民工他在城市里打工了若干年以后，他也会学到一些技术，然后自己也有一些资金的积累，他可能会返乡创业。还有一些就是产业的转移，创造了一些就近就业的机会，地方政府它也有动机，也有需要，根据当地的产业规划，可能会希望一部分劳动力留在本地，发展本地的产业。

　　眼下，围绕农民工群体的这场招工热已然席卷全国，丝毫没有降温的预兆。不但发达地区之间互相竞争劳动力，传统的劳务输出地也在拼命挽留“实力”，蓄力发展。这背后正是疫情防控优化以来，各地抓紧时机恢复，并加快经济建设的急迫心情。农民工群体从过去不得不背起行囊，到远方打拼，到如今离家不远就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选择正在慢慢变多，这也如同一圈圈涟漪，扩散出更多变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章元：我个人还是比较积极和乐观地看待这个现象。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来说，特别是对于农民工来说。他的禀赋就是劳动力，变得越来越稀缺以后，才会提高他的价值，工资水平得以显著提高，这是第一个有助于共同富裕。第二个，当有更多的资金或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回流到城镇以后，它才会缩小中国的大城市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还有地区间的差距。

　　白岩松：本周一（13日）晚间，中央一号文件与大家见面，这其中有一个新鲜的话语，让大家印象很深，那就是：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适合居住，而且还适合就业，那就是在家门口工作、生活，如果都实现，乡村振兴可就真不远了，但毕竟这还是一个中长期的目标，而在眼前，如何更加善待农民工，更好地解决他们真正的难题依然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