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坦厂中学的大门口，家长给孩子们送饭。

　　这个位于大别山深处的超级中学，常年保持2万多在校学生，被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

　　快要高考了，陪读家长们比孩子还紧张，连广场舞都没心思跳，忙着烧红烧肉给孩子补补

　　再过一周，被外界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季。

　　这座在校学生常年保持在两万多人的超级中学，近年来一直都演绎着高考神话——不仅送考人数保持在万人以上，此前四年间，本科上线人数也接连突破万人大关。

　　而在高考成绩背后，则是外界对其教育模式的质疑。

　　位于大别山深处的毛坦厂镇，因这所中学催生出特殊社会生态。从陪读家长的生活点滴、商业形态乃至发展趋势，无不因高考而转；从这所中学走出去的学生们，亦对极为严苛的学习状态诟赞各异。

　　为此，钱报记者近日深度探访毛坦厂镇，试图从小镇的形形色色，来还原一个真实的毛坦厂中学。

　　各人都有自己的辛酸

　　毛坦厂的下午是寂静的，静得连风都不敢发出一丝声音。浸堰村油坊街村民组20号的出租房内，方慧和其他几个陪读妈妈在摸牌。旁边的平房里，71岁的吉芳正奋力压着井水，替孙子刷球鞋。

　　今年过年随孙子回来后，吉芳再没回过老家。老伴身体不好，她挺牵挂。吉芳不识字，在老家种地，识字没啥大用。她现在能做的，是帮孙子洗衣、做饭，孙子说一句“奶奶你也吃啊”，吉芳能高兴半天。

　　吉芳和陪读的妈妈一辈说不到一块去，她有时也会很孤独。面对记者，看得出来，她有很多话想说，但她最终嗫嚅着，低头把球鞋擦了又擦。一墙之隔，68岁的赵霞已是第二次陪读。三年前，她在这里陪读孙女。前年，孙子上高二以后，赵霞又回到毛坦厂。虽然和房东混熟了，但不断上涨的房租并不含糊。这一次，赵霞换到一间便宜的房间住。有时，她会踱到斜对角自己住过的那间房看看，房里隔出了独立卫生间，还有空调，不用大白天也开着台灯，但租金一年贵4000元，那是打工的儿媳一个月的收入。

　　毛坦厂是个浓缩社会，各人的贫富辛酸一目了然。有老人80多岁还在陪读，有人挤在住了28户的四合院，有人同时带着还上小学的孩子。

　　他们围着子女的三餐打转

　　对于毛坦厂几乎所有的陪读家长来说，三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事。他们的一天通常是从早上5点开始的，孩子6点10分前要到校，他们得估摸时间，给孩子做好早饭：既要吃得饱、有营养，又不能太烫，这样才能让孩子多睡5分钟。子女到校后，毛坦厂唯一的菜市场被挤得水泄不通。大树下，当地的农民挑来新鲜的土菜，家长们挑挑拣拣。

　　“我的红烧肉怎么颜色不如你们的？”一个陪读妈妈铲了几下锅底，有些发愁。接近午餐时分，油坊街17号的七八个灶头里都烧的红烧肉，空气中弥漫着脂肪和焦糖的香气，“快考试了，给孩子补补。”一个家长说。

　　5月16日，气温忽然升到35摄氏度。这天中午，方慧的儿子王鼎没吃多少，说天气热没胃口，想吃凉面。下午5点，同屋的家长招呼她一起上街，方慧拒绝了：“面泡在汤里久了就不好吃了！”三分钟后，方慧像听到冲锋号角，快步走到小吃摊，花5块钱买了一碗凉面。

　　5点20分，王鼎走回出租屋，方慧已经提前开好23度的冷空调。记者的到来让方慧很高兴，她对儿子说，“刚才来采访的小哥哥是山东大学的，你看他多厉害啊！”王鼎闷头不语，埋头吭哧吭哧扒着凉面。方慧用汤勺舀起中午剩的丝瓜蛋汤，也大口喝起来。

　　另一些住得远的家长，则成了“送饭大军”。每天中午和傍晚，他们提前来到学校各个门口守着。张娜一手拎着保温饭盒，一手提着板凳，腋下还夹着一把蒲扇，沿着曲折的田间小路，快步走向15分钟路程开外的东门，这里离女儿所在的“复读楼”最近。

　　一边陪读一边打工

　　对于方慧来说，孩子吃好晚餐，这一天最重要的事情结束了。黄昏时，几个“毛友”叫她一同去跳广场舞。方慧拒绝了，“快考试了，嘴上说不紧张，但没心思跳了，”方慧独自沿着河边，漫无目的地走了几圈。

　　黄昏也许是一天中，毛坦厂的陪读家长最惬意的时间。她们呼朋引伴，三三两两出现在毛坦厂的街道上。还有人养了狗，小狗汪汪吠叫，欢快地穿行在人群中。广场上跳舞的家长都有固定的舞伴，还有些人在镇商业区新开的健身房挥汗如雨。

　　与此同时，胡仁荣像打仗一样，匆匆扒了几口饭，就换上灰色制服出门了。她赶着去街面上的服装厂车衣服。这能为她带来一个月千元左右的收入，差不多把房租抵扣掉。

　　一些妈妈们在街上的旗袍店试衣，挑选寓意“旗开得胜”的旗袍时，另一些妈妈和胡仁荣一样，在高瓦数日光灯的光线下，踩着缝纫机。街上随处可见短期招工小广告，写明“适合陪读家长”。有数据说，整个毛坦厂中学的学生80%都是农村生源，家长们需要在陪读同时兼顾生计。

　　高中3年花了20多万元

　　中考结束，王鼎只考了400多分。那是个重点初中里的重点班。方慧愤怒不已，她不止一次去网吧揪回沉迷游戏的儿子。

　　30岁那年，中学文化、分配进国企上班的方慧下岗了。她不服输，摆过小摊，也一天打过五六份工，最困难时还帮啤酒厂刷过瓶，手指都泡白了。凭着这股子劲头，方慧有了份在县城月入过万的工作。

　　毛坦厂成了方慧和儿子的最后一根稻草。“依我们家的条件，他以后什么都不做，也吃喝不愁，”方慧只担心，儿子还这么小，学坏怎么办。来毛坦厂那天，一家人开着车在镇里转了个遍，也没看到一间网吧，方慧满意了。严苛而高强度的学习，让儿子也根本没空“瞎玩”。方慧也惊喜地看到，儿子坚持下来了，“我们寿县来毛坦厂上学几个，受不了就走了。”儿子上高三后，方慧索性把工作辞了，全心陪读。现在，虽然儿子几次的模拟考成绩显示只能考上二本学校，算下来，高中3年花了20多万元，方慧却觉得值得。

　　不同于外界对毛中“压榨学生”的诟病，家长们普遍都对毛中的教学管理很满意。也因此，他们并不介意学校的一些“非常”手段。“孩子吃不了苦，趁早不要送到这来，”有家长说。

　　临走，我们打上一辆“三蹦子”去客运站，开车的是个中年女性，烈日下，帽子和墨镜把她的脸遮得严严实实。

　　下车时，记者问她：“你也是来陪读的吗？”

　　“是的，”她黝黑的脸上浮现一丝笑意，“快能回家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