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其他人眼中，田媛还算幸运的，起码有父母能够帮忙。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陈芳告诉记者，国家二孩政策全面放开时，她也曾动心。一是因为很喜欢孩子，二是觉得儿子有手足陪伴，长大之后就不会太孤单。但动心归动心，想想现实情况，陈芳最终还是决定不生了。

　　“经济方面还好说，富有富的养法，穷有穷的养法，以我们的条件还是能负担得起的。关键是孩子在3岁上幼儿园前没人帮忙看管。我和丈夫双方的父母身体都不好，没法帮带孩子，完全依靠育儿嫂又不放心。一胎时我请了一年假来照顾孩子，上班后又陆续找过几位育儿嫂才勉强撑到孩子上幼儿园。”回忆当年带“小奶娃”的艰辛，陈芳很无奈。

　　“我也考虑过私立的托管班，但考察一圈下来，发现‘无证、无照、无资质’的机构远多于正规机构，鱼龙混杂，很难分辨好坏，根本不放心把孩子送过去。而且收费也高，动辄几千元，对一般家庭来说确实负担不小，就放弃了。”陈芳说。

　　田媛和陈芳的困扰，是许多职场妈妈的真实写照。

　　目前，我国大部分省份给妇女的产假是6个月。也就是说，孩子半岁后，母亲产假就结束了，之后要全职投入工作，白天基本无法照顾孩子。而大多数幼儿园一般只接收3岁以上的幼儿。那么剩下的两年半，小宝宝该由谁来照顾看管？

　　现有托育方式让人不省心

　　托育服务严重短缺，老人体力精力都有限，保姆文化素质不高

　　能够放弃工作、全职照顾孩子的妈妈仍是少数，多数家庭采取了这几种解决方案：姥姥奶奶隔辈抚养，或者雇佣保姆照顾，或者把孩子交给私立的托管机构。但不管哪种方案，在现实中都面临种种问题，很难令人满意。

　　“老人带孩子，虽说给我们帮了大忙，但他们体力精力有限，对孩子的照看只能满足基本的衣食需求。另外，在育儿理念上总有很多冲突。”田媛举例说，为了刺激孩子的运动神经、感官神经，他们经常让孩子多爬行、多玩泥巴，但老人总是嫌弄脏衣服，不大高兴；再如吃饭问题，老人喜欢喂食，年轻父母愿意让孩子自己吃，很难达成一致。

　　国家卫计委2016年1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近八成婴幼儿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其中近一半的祖辈感到“无可奈何”。特别是照顾过“一孩”的祖辈不愿再照顾“二孩”的比例上升。即便是心甘情愿看管孩子的老人，也因为年龄大、身体差等原因常常力不从心。

　　家政保姆带孩子，更是让不少年轻父母“爱恨交织”。家政服务业流动性强、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许多职场妈妈都有过半年更换多个保姆的经历。“遇上一个能把孩子放心托付的保姆，就得好好‘哄着’，定期涨工资、过节给红包，生怕被‘辞职’。”陈芳说。

　　与之相对的，是我国托育服务严重短缺。调查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中国各类幼托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好怀念小时候的托儿所啊！”田媛回忆，“我小时候，街道和企业都有托儿所，爸妈上班时把我带到单位交给托儿所阿姨，下班时再接我一起回家，既省事又放心。可是，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公办幼托班了。”

　　记者了解到，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不少国有企业和机关单位都开办了托儿所。2003—2005年，这些托儿所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被逐渐“取缔”。2012年，《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印发，提出建设规范化幼儿园，对班额、生均占地面积、入园年龄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因此不少公办幼儿园也陆续取消了幼托班。

　　公办幼托班取消之后，一些社会机构趁机纷纷开办起婴幼儿托管班。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教育部门审批发放的办学许可证，只针对教授知识或技能的培训机构，0—3岁的托管机构不在此范畴。也就是说，这些幼托机构只能进行工商注册。而工商部门只能对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对教学内容、师资和环境等问题却无法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