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报告，不下10次掌声，结束后，里三层外三层的听众“围堵”报告人要签名。这不是明星的签售会，而是潘建伟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演讲的现场。

　　潘建伟身上有太多光环。他29岁时，参与的论文被评为“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之一，35岁获得欧洲物理学会菲涅尔奖，41岁成为中国当时最年轻的院士，42岁获得国际量子通信奖，2017年12月，入选《自然》2017年度国际十大科学人物。他主持研发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2016年飞向太空，完成了量子通信的一大飞跃。

　　不过眼前的潘建伟，面带笑容，讲话语速很快，时不时抛出一个“梗”，惹得台下学生鼓掌大笑。

　　作为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潘建伟提到最多的就是科学研究要开放交流，他讲述了自己一步步的成长求学之路，从只想读个中专，到对导师讲出自己要建世界一流量子实验室，从只身一人，一步步组建团队，走在科学前沿……科学报国、敢想敢闯，是潘建伟不断强调的，也是他对青年人的寄语。

　　谈求学

　　从英语不好，到决心出国留学

　　讲起自己的求学路，潘建伟不忘调侃自己的语言难关。“我学语言比较差，拼音搞不清楚，小学在农村学习，英语也没学过，26个字母记下来都很困难。”潘建伟说。

　　“由于英语不好，我当时不想上大学，想考个中专算了。我父母鼓励我，将来要研究科学，不懂英语是不行的。”

　　语言带来的挫败在初二时迎来了转机。“初二开始学物理，我觉得物理特别简单，夏天躺在楼顶看星星，学过的物理知识就像放电影一样一页页放出来，我就想去搞科学应该比较好。”就这样，潘建伟开启了自己的科学之路。

　　上了大学的潘建伟选了理论物理专业，“当时不知天高地厚，”潘建伟说，“我想把学问搞得好一点，将来出去用中文讲学。”

　　但当时中国科学研究的基础与国外相比还是薄弱，与国外脱轨很多年。潘建伟回忆自己读研究生时，国外的文献很贵，要先买一份回来复印，再给各个学校分发。但拿到文献时，跟国外的进度相差至少半年。加之国内研究者很难参与国际会议，投稿也很困难，使中国与国外的水平相差几年。

　　“这样你永远只能是跟随者，不可能是引领者。”潘建伟强调。

　　“读研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通过阅读一些国外文献获取的知识，一些老师完全不知道。”那时起，潘建伟就下定决心要出国留学，学习最前沿的科学技术。

　　1996年10月，潘建伟从北京飞到奥地利。他清晰地记得初见导师的情景，在导师Anton Zeilinger正对着阿尔卑斯山的办公室，他对导师说，“我要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实验室。”

　　就这样，潘建伟在奥地利的研究开始了，并不断“升级”。

　　谈研究

　　打越洋电话，把知识一点一点搬回来

　　从1997年开始，潘建伟就常常回国讲学，希望国家能很快跟上量子信息这个新兴科技领域的发展步伐。但国内对量子信息的不理解甚至不认可使他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那时候量子信息在别人看来不伦不类，既不像搞物理的，又不像搞信息的，甚至有人认为是伪科学。”潘建伟说。

　　情况在1999年出现了转机。那一年，英国《自然》杂志评选了“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潘建伟曾参与的论文在列。国际学术界对量子信息的认可，促成了潘建伟在国内的科学研究进展。

　　2001年，潘建伟开始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建量子信息实验室。初创期间，困难重重。因为进行量子实验，不仅需要光学知识，还要懂电子学、材料学、测探技术等。量子光学实验是潘建伟的强项，但电子学却是短板。他便把自己的同学杨涛拉入团队，组织国内团队的实验，自己则在维也纳继续吸收光量子调控的技术。

　　“我经常从国外打电话给杨涛，讨论国内实验的进展。而我一旦了解到国外的最新进展，就趁自己没忘前，赶紧告诉国内。就这样一点一点把知识搬回来。”

　　2003年，实验室对光量子信息的实验技术已经比较完善。但除了光的传输、操纵之外，信息的存储非常重要，需要将光子所携带的信息存储到接近绝对零度的冷原子介质里面。

　　冷原子的技术成了下一个难关。于是，潘建伟便去德国海德堡寻求合作。

　　“我当时跟我国内的学生讲，愿不愿意跟我去海德堡。”潘建伟笑着说，“但有一个条件，你们要答应将来回国，和我一起开展工作，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就这样，以“伟大的理想”为牵引，潘建伟与学生达成了“心灵的约定”。

　　随后，潘建伟利用欧洲申请到的经费支持，又派遣学生到牛津、剑桥、斯坦福去掌握相关技术，一步步把远距离量子通信所需要的人才和技术元素集中起来。

　　2008年，潘建伟回到中科大，出国的学生也陆续归来。

　　回国后的团队，已经非常“全能”。在将光子的传输技术、存储技术、冷原子模拟技术等融合后，中国的量子信息研究已经开始走向世界的前列。

　　谈工作

　　希望量子通信走进千家万户

　　2016年8月，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飞向太空，完成了量子通信的一大跃步。

　　此前，潘建伟团队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要知道，即使在实验室，最初的量子通信实验只能做到30几厘米。在潘建伟提出要通过卫星实现几千公里的量子通信时，不少人质疑是“胡说”。

　　2008年，潘建伟通过多次地面实验，证明在太空与地面之间开展远距离量子通信的可能。卫星量子通信的大门，向中国打开。

　　2011年，中科院迅速决策，量子卫星先导专项正式立项，再次走在了国外的前面。

　　谈及这些成绩，潘建伟认为科学研究首先要有大胆的想象力，敢于创新。“要在调研基础上有想象思维：构思实验的时候要像诗人一样大胆，分析实验数据的时候又要像工程师一样谨慎。”

　　作为拓荒者，潘建伟时常要面临诸多质疑。“2003年，我们在科学院提出卫星量子通信的时候，在国外是没有先例的，所以质疑很多。”

　　“但你看现在美国、欧洲已经纷纷部署量子信息领域的国家战略计划，这都得益于中国的引领作用。”

　　展望量子通信的未来发展，潘建伟表示，希望建立覆盖全国的量子通信网络，让量子通信走进千家万户。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光靠一颗卫星是不行的，需要一个“星座”，即卫星组建的网络，与地面的光纤网络一起，建立起天地一体化的广域量子通信网络。要一阶段一阶段来，不能一蹴而就。

　　谈责任

　　年轻人一定要争气

　　在潘建伟眼里，用自己的研究推动国家的科技进步，是科学家的责任。“科技报国”是他频频提到的字眼。

　　“赵忠尧先生在华人科学家里最早看到原子弹爆炸。他当时用自己的薪水买了一些加速器的器件回国，结果回国中途被拦下，在面临要么回美国、要么去台湾、要么坐牢的选择时，赵忠尧先生选择了坐牢，最后坐了两个月的牢回到祖国。”潘建伟讲述着老一代科学家的故事。

　　赵忠尧的自述曾写道：“回想自己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国家尚未摆脱贫穷与落后，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有为青年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这段话，一直挂在潘建伟实验室的墙上。“我们实验室的同学每天都会看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经济飞速发展，但一直依赖要素驱动，靠牺牲时间、环境。“我记得之前有次碰到宋健先生，他跟我说，我们一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一火车货物换一皮包芯片。”潘建伟说。

　　“我当时就想，我们科学家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科研投入大大增加了，但我们到底为新时代的发展做了什么？”

　　最后，潘建伟寄语年轻人，“一定要争气，中国人在国内一样可以做出国际领先的成果。但也不要觉得自己很牛了，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跟国外学习、交流，开放和交流不能停止。”（新京报记者 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