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比山高，脚比路长”，江梦南在湖南宜章分享自己成长故事后，为年轻的同学写下了如是寄语。
半岁时，江梦南因耳毒性药物导致极重度神经性耳聋，左耳损失大于105分贝，右耳听力完全丧失。从此，她就一直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经过父母的努力，她学会了发音，并通过读懂唇语，与其他人正常交流。
初中开始，知道“迟早都得离开父母，适应外面的世界要越早越好”的江梦南，便一直寄宿住校，独立学习和生活。高考时她以615分的成绩考入吉林大学，顺利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全部课程。在校期间，她获得了吉林大学自强自立大学生标兵、白求恩医学奖学金、东荣奖学金等荣誉。
近日，她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录取为博士研究生。9月，她将逐梦清华园，继续用眼睛读懂人生。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张丹
江梦南始终记得，小时候每到周末，父母都会骑着单车带她到一片茶场，一家人在那里一“玩”就是一天。但随着自己慢慢长大，她才知道，原来那是父母的工作，“我当时一直以为是去玩的”。
在江梦南的家中，父母坐在她身旁，每当有人问江梦南，父亲或母亲就会用手轻触一下她，提醒她别人正在与她讲话。之后，江梦南就会转过头，睁着大眼睛看着对方，读唇语，理解对方的讲话。
不敢相信女儿聋了
1992年，江梦南出生在宜章莽山瑶族乡，父母是当地民族中学的老师。“我是瑶族，我姓江，父亲姓赵，爷爷姓宋，我们那里子女随母姓的多。”江梦南说。
“女儿是不幸的。在她半岁时，一场大病(持续高烧二十几天)之后，出现了听力障碍。”江梦南的父亲赵长军说，由于住在穷山沟里，加上工作太忙，女儿的病情当时一直没有确诊。直到1993年暑假，他和妻子带女儿从乡医院到县医院，再到市医院、省医院，最后一直到了北京，几乎跑遍了中国最好的耳科医院和耳科研究所。
“差不多一岁的时候，我们在长沙的湘雅医院确诊了她的病情。”赵长军回忆说，当时湘雅医院的诊断结论是：“无听力(135分贝未引出反应波)，系极重度神经性耳聋。”医生说，他们无能为力。
“肯定是机子出了问题！”这是江梦南母亲的第一反应。“没有再做检查的必要了，长大送到聋哑学校是最好的打算。”当时医生这样告诉江梦南的父母。
江梦南的母亲说，医生也是好心，一次检查费就要近300元，相当于当时他们家两个月的工资。但她和丈夫都不信，要求再做一次检查。医生动了恻隐之心，免费为江梦南做了第二次检查，但检查的结果仍然是极重度神经性耳聋。
“女儿失聪了！”赵长军说，当时揣着检查报告，他和妻子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七月的长沙酷暑难熬，但我们感受不到炎热，虽然阳光灿烂，而我们的眼前却一片灰暗。”
打“哇哇”让我们心滴血
第二天，不甘心的赵长军与妻子想到了“助听器”，但医生则告诉他们：“助听器只是适合听力损失小于95分贝的，你们的女儿135分贝都没有引出反应波，言语康复的希望很渺茫。”
“我们又失去了理智，为了那一丝丝希望，固执地要求医生卖一副助听器给我们。”赵长军说，在医生的一再劝导下，他们买了一副价值300元的国产盒式助听器。
一岁多的女儿已会玩玩具，助听器在她的眼中就是一个“玩具”。“不到半天，耳机线挣断了，耳机也被送进了嘴里……再后来，玩腻了，拿到手里就摔。”为了让女儿适应助听器，父母会在女儿睡着后给她戴上，然后就在耳边放火车、汽车、动物声音的磁带。“声音就像是站在铁路旁听火车经过那么大，但女儿连眼皮都没动一下。”
有件事让赵长军至今印象深刻：跟女儿同龄的孩子都会玩打“哇哇”的游戏，他和妻子教女儿学打“哇哇”时，女儿却只有动作，没有声音，“打‘哇哇’时，她觉得好玩，她在笑，我们的心却在滴血。”赵长军说。
“我们常想3岁的她会怎么样？6岁的她又会怎么样？那时，别人的孩子进幼儿园、进小学了，她行吗？也就是这个无声的动作，更坚定了我们为女儿康复的决心。”赵长军说，之后，夫妻俩一直没有放弃教女儿做言语训练。
一句“妈妈”
1994年1月，他和妻子带着行囊来到了北京为女儿寻医。当时是北京最寒冷的季节，气温将近零下20℃。一家三口从未到过北方，对这样的寒冷虽有准备，但还是难以忍受。“一到北京我们就把替换的衣服全部穿上，穿得像三个布袋子一样，但还觉得冷。”赵长军说，一家子跑遍解放军总医院、协和医院、同仁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但所有的检查结果几乎都是一致的：器官发育正常，染色体正常，系高烧所致极重度神经性耳聋。
带着失望，赵长军一家即将结束北京之行。就在坐车赶回湖南的前一晚，“女儿扶着床沿自顾自地玩着，不知是玩具掉了还是什么原因，分明听到女儿在向我们发出求援的声音。”赵长军说，当时他和妻子像触电一样，突然意识到这是他们半年来努力进行言语训练的结果。之后，他们就围着女儿，诱她叫“妈妈”，女儿用异样的目光看着父母，做出了叫妈妈的口形，但没有声音。妻子把女儿的小手拿过来放到自己的脖子上，让她体会到声音的振动，一遍又一遍地说“妈妈”。
终于，一段含混不清但又有意识的声音从女儿的口中发了出来：“妈~妈”。“女儿也好像要哄我们开心似的，一声比一声清晰地叫着。”随后，他们又以同样的方式要女儿喊“爸爸”，女儿又喊了，只是没有“妈妈”喊得那样准确。
“一个晚上，我们就这样不知疲倦地争着要她喊‘爸爸’‘妈妈’，懂事的女儿也好像要把以前没叫出来的‘爸爸’‘妈妈’全部补回来一样，不知疲倦地叫个不停。”
阅读速度超过常人
“女儿的语言是康复了，但上学读书还存在困难，听不清老师讲课，怎么办？”赵长军说，当时他们就决定提高女儿的自学能力，还要训练女儿的“读唇”能力。
为此，他和妻子找来儿童心理学、家庭教育以及聋儿康复方面的书进行学习。在突出自学的前提下指导女儿读书学习，并训练她如何识别他人的口唇变化，每天定期让女儿看带字幕的电视节目。
渐渐地，江梦南能从别人说话时口唇的变化分辨出对方在说什么。她的阅读速度有了惊人的提高。“比如我们看一篇文章要3分钟，她只要2分钟，这是看字幕电视训练的结果。”
如今，江梦南房间的墙上仍贴满了奖状，大部分是“三好学生”，另外还有“好儿童”“优秀少先队员”“作文比赛一等奖”等。2003年9月，江梦南主动要求从四年级跳到了六年级，当时她有了新的想法：进最好的中学，上一流的大学。
“她初中时就住校，已经独立生活了14年，比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江梦南的母亲颇为感慨地说，当时他们原打算把女儿留在身边读初中，但女儿有她自己的想法，还反复做起了父母的思想工作。
2004年8月，江梦南参加了郴州市六中的入学考试，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
读唇语要有适应期
从上初中开始，江梦南就一直在学校住校生活。慢慢地，她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
“刚开始会有些不习惯，有些事也不太明白，需要我慢慢去适应。”江梦南回忆，在那段需要适应的时间里，她会特别想家。她能够很轻松地读懂父母的话，但对于陌生人，她往往一时间很难明白。
当面对记者提问时，江梦南有时会露出迷惑的表情，然后不好意思地说：“能否说慢一点点，我再看一下。”当她还是摇头表示不懂时，就会求助身旁的母亲，让她把记者的话“翻译”一下，才明白过来。
“不好意思‘扎你的心了’。”江梦南说，有些人的口形跟讲话习惯有关，一百个人讲话，就会有一百种口形，所以读起来也会有点不一样。而记者讲话的口形，属于很难读懂的那种，“需要一点点的磨合期”。
不到半个小时，江梦南就了解了记者的“唇语”习惯，可以“对答如流”了。
江梦南在学习的过程中，最困难的当属英语听力部分了，为了能够让她“看到”英语的声音，2007年中考时，当地教育局临时决定为她设置“独立考场”。而高考时，她也通过“折算”的方式，进行了英语听力的考试。
2010年高考，江梦南考了573分，虽已超出一本线两分，但她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好，坚决要求复读一年，2011年，她终于以615分的成绩被吉林大学药学院录取。
曾想当一名记者
“因为听力的原因，我的语音语调可能让大家不习惯，请多多包涵。”在今年吉林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江梦南向台下的同学和老师说道。由于听不到声音，江梦南的声音总是无法达到标准，因此也有些“外国腔”，江梦南曾因此经常被误认为是韩国人。江梦南将左耳前的长发拨到耳后，露出了挂在耳背上的助听器。
她戴助听器其实听不到声音，她只是用来感受助听器的震动频率，用以判断对方声音的大小，以及自己讲话声音的大小。“有的人耳背听不清，也会以为别人听不清，就会用很大声音去讲话。”
“我是一个外向、开朗的人，之前还想过做一名记者呢。”江梦南告诉记者，由于听力的原因，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想法，选择进行学术研究，这样她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江梦南说，每当克服困难，最终解决问题的时候，她就会有成就感，也感受到思想的“力量”。
当在实验室，研究人员不得不戴上口罩进行实验时，江梦南则只能靠“猜”来尽量去理解别人的眼神，“实在不行，就只能靠纸笔来进行交流了。”
但这并没影响江梦南的学术热情。读硕士期间，为完成研究，她师从吉林大学教授郑清川，学习国内外的最新理论，学习编程语言，最终发表了影响因子为3.123的SCI论文。
“人，生来就是孤独的”
江梦南始终在向着自己规划的“路”一直走下去。
她告诉记者，从学校进入社会，双耳失聪是她不得不考虑的一个现实问题。因此，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留在大学工作，继续学术研究，“这是目前来讲对我最合适的选择”，因为如果像其他的同学一样去到企业、公司，“听不见”将会成为一个不小的问题。
在读硕士、博士期间，江梦南感受到，她进入到一个“微型的社会”中，需要不断磨炼自己的情商和智商，所以，对于之后进入社会她还是有着一定的信心的。
江梦南喜欢看电影、看英文原著、健身、游泳，更是“审美高手”，让她在学术研究之外的生活非常丰富。“我一周至少有四天是在健身房健身的，所以当我看到清华大学宿舍旁的健身房时，特别高兴。”江梦南说，作为“审美高手”，她负责一个宿舍同学的穿衣打扮问题，“她们都会问我怎么穿才好看。”
当问及是否有男友时，江梦南则怔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这也是我下阶段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坐在身旁的赵长军则对女儿的回答并不满意，同样很“认真”地说：“如果今年过年还没有，就不要回家过年了。”
在父亲的“重压”下，江梦南还是服软地嘀咕道：“男朋友哪能是说找就找着的。”
江梦南说，其实已经适应了一个人的状态，“人，生来就是孤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