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案追诉标准过高，使传销活动的积极参与者难以定罪，导致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传销犯罪活动仍多以非法拘禁等罪处理。因此，应当考虑降低打击传销法律的入罪门槛。

　　两条鲜活的生命，再次凸显出了传销的残酷。

　　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殒命水坑事件刚刚过去，湖南长沙南方职业学院大二女生林华蓉去湖北后也再没能回来。他们的死因同是陷入传销组织，同是溺水身亡。

　　打击传销，我国已走了近20年的路程。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开启了严厉打击传销的序幕。直至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确立了组织、领导传销罪，可以说，我国对传销的打击力度不断升级。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传销仍屡禁不止，一直顽强地“存活”至今。不但花样翻新，手段也不断升级。而打击传销时，往往又会出现“大鱼”难以落网、“虾米”又达不到定罪标准，甚至构不成行政处罚要件，以致于很多传销团伙被清查后，对于传销人员只能驱散遣返，其骨干头目和参与传销人员就像“割韭菜”，一茬接一茬。

　　清除传销这个毒瘤，法律的着力点究竟该放在哪里呢？

　　依托互联网传销“转型升级”

　　中国反传销志愿者联盟负责人李旭，被媒体称为“民间反传第一人”。长期跟传销打交道，在他看来，传销之所以越来越猖獗，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原因就是依托互联网平台，传销已经转型并升级换代了。”

　　“现在，网络传销已成为主流，也就是说，传销的形式变异了。”李旭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过去传统的“南派”传销和“北派”传销近几年呈下降趋势，但是，当前依托互联网平台、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采取电子商务、虚拟货币、消费返利、消费养老、原始股、金融互助等方式的新型传销开始出现，网络成为传销的新平台，已逐步取代传统的异地传销模式。

　　而新型传销模式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给取证带来了很多的困难。“所以，现在打击传销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取证难。”李旭说。

　　据李旭介绍，以往的传销基本都没有公司、没有产品，很多“南派”“北派”等异地传销逐步演变为一场空买空卖，比如，“南派”传销主要依赖出版非法出版物，用所谓的红头文件、音像制品，歪曲解读国家政策等。眼下，传销采用的洗脑手段升级，理论更加完善，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尤其是网络传销还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借助互联网平台，不但传播速度越来越快，还可以通过网上操作轻易地实现跨地域传销，这些都给查处带来很大的困难，使得对传销的打击难度不断加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的网络传销采取了很多新的包装模式，以合法的形式加以掩护，一些所谓有执照、有正规资质的公司，在进行传销时还会公开搞很多造势活动。比如，在一些星级酒店举办推介会，邀请一些学者、专家、名人为其“站台”，如此一来，欺骗性和迷惑性更强，导致很多老百姓难辨真伪。

　　另外，传销还抓住了当下老百姓投资的需求。李旭认为，由于目前就业压力较大，经济形势整体下行，老百姓缺乏投资渠道，一方面做实体经济很难，另一方面又想让自己的钱增值保值。传销抓住了这个契机，打着投资理财的旗号行骗。

　　“所以，现在的网络传销不分学历、年龄，老中青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卷入传销骗局，而且现在的‘庞氏骗局’往往是多种模式交叉在一起。”李旭说。

　　打传部门职责分工不明确

　　除了传销自身的“升级换代”的原因，中央财经大学预防金融证券犯罪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浩认为，传销行为愈发猖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管部门分工配合不力，实践中执行机关的认识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