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留学群中被称为“水哥”的、北京和创留学创始人曹贤水曾经说“留学行业已经即将从3.0时代进入到了4.0时代”。也就是从之前的留学信息完全不对称，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信息泛滥，人们之间的差距已经不体现在所掌握的信息的多少上，而是体现在是否能对一个领域的信息进行纵向的、专注的研究，从而形成知识体系上。“今年跟我们签约的学生，都是咨询了至少3家公司的，有的甚至咨询了七八家公司”。

　　在这种变化下，留学机构考虑的是如何转换服务模式，“我们就要考虑是否能做到‘父爱型’的服务和‘母爱型’的服务兼得。”曹贤水说。

　　中介公司考虑的是如何提供“父爱型”和“母爱型”兼顾的服务，而在现实中，家长在孩子留学这件事上似乎已经完全从原来的“父爱型”转变为“母爱型”。

　　1981年出生的赵妍忘不了自己的留学经历。

　　1996年初中毕业的赵妍没有考上高中，她周围的同龄人有的上了中专、有的上了技校，等着她的是一所职业高中。赵妍觉得这样的未来毫无希望，于是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那个时代，留学属于两类人：一类是学习出类拔萃能申请到高额奖学金的；一类就是赵妍这种在国内升学无望的，选择自费留学。

　　其实当时对赵妍一家来说，出国留学的前景并不比上职高清晰，甚至更加模糊。“但是，与其在国内不好不坏的混着，不如出去闯荡一下，历练之后总是能长本事。”赵妍的父母虽然是普通工人，却在赵妍出国留学这件事上异常坚定，在他们看来“孩子吃点儿苦是件好事”。

　　当时摆在赵妍一家人面前最大的困难就是钱，“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困难，只是其他困难我们即使想办法也解决不了，只有筹钱这件事能想办法。”赵妍说。那些日子赵妍家最常见的景象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算计能拿出多少钱，还能借到多少钱，向谁能借钱。

　　终于钱凑齐了，赵妍到了日本。

　　“真到了那里才知道，中介只在刚到的时候带了我们一下，剩下的几乎全得靠自己。”赵妍说，把必须要花的钱花完之后，“几乎变成赤贫了”。

　　“想想那时候的日子真像一下子被扔进了无边的黑暗中。”赵妍说，虽然很苦、很想家，但是并不敢跟家里人联系，因为电话费太贵，而且“家里人知道了情况也帮不了自己”。赵妍很快就开始找工作，“就像很多描写早期留学生生活的电影一样，我首先找的也是餐馆。”洗碗、端盘子这些事情赵妍都干过，好在，赵妍在国内学过二胡，很快她便开始每晚在几家餐馆拉二胡，生活才慢慢稳定下来。

　　赵妍跟曾桦的境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其实，赵妍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虽然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中长大，但是那一代的父母还没有被太多的教育理论武装，没有能力设计孩子，再加上当时人们普遍收入水平较低，所以，只能做“狼爸”狠下心让孩子出国自己闯荡。这些年，随着签证政策的放开、国内家庭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出国留学贵和难的问题都解决了。”胡光说，家长们对孩子的影响反而无处不在了，恨不得变身为“贴身保姆”随时跟在孩子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