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因涉嫌同行评议造假，著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宣布，一次性撤销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从2012年至2016年发表的来自中国的107篇文章。据统计，这些论文涉及77家单位，包括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知名高校和医疗机构。撤稿事件既反映了以论文为导向的评价体系的弊端，更暴露了我国科研诚信文化的长期阙如。

　　评价体系问题不能掩盖造假的“是非”

　　2015年3月，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宣布撤销已经发表的43篇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大陆。同年，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宣布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经发表的64篇中国作者的论文。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介绍，《肿瘤生物学》杂志利用2015年撤稿事件掌握的虚假同行评审信息反查了2012—2016年发表的所有论文，从而发现这批涉嫌造假的论文。

　　有研究表示，医学论文占全球论文总数一半左右。医学论文产出数量大，但总体质量不高。2016年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成为OA(Open Access，开放获取)论文产出第一大国，但中国作者在声誉较差、影响力较低的OA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巨大。研究指出，2015年，中国在SCI收录OA期刊支付APC(论文处理费)金额名列第一。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说，一些影响力低、不严肃的期刊商业味过重，而我国看重国外期刊发表的论文，可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本次撤稿的论文集中在医学领域，不少作者处于临床一线。有研究者指出，用同一尺子衡量“拿手术刀和做基础研究”有不合理之处。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科技法专家肖尤丹认为，科研评价的前提是真实，不能因评价体系自身的不合理掩盖造假的“是非”，造假触及学术研究的底线，“如果不辨是非，把责任转嫁给评价体系，是站不住脚的。”

　　肖尤丹认为，开展健康或者医疗研究是增进整体社会福祉的重要部分，国家必须加强在这方面的投入，公立医院和科研机构也有义务承担相应责任。但同时，“数论文”的评价方式，也暴露了我国医院或医学研究单位在科研投入及科研评价投入上的不足，反映出医院管理部门对于如何有效评价医生缺乏深入思考。

　　医学界人士指出，对医生诊疗服务进行量化依然能有所作为。比如可以借助信息化手段，对医生的诊疗服务情况、效果和水平进行长周期、动态化的记录，用以解决对医生诊疗服务评价的基础数据收集，从而在数据上保障对医生的持续性考核和分阶段定期评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