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带着儿子去照相馆，特意租了一套黑衣红领的博士服，长长的帽穗一直垂到胸口 

　　张岚不喜欢北京。她不喜欢这里高昂的房价和拥挤的交通，可是半年前，她和丈夫放弃了老家的工作，一家三口挤在北京高碑店附近一间36平方米的出租屋内，每天辗转两三个地点，清晨出门，回家已是晚上8点。这一切都是为了3岁半的儿子瑞瑞得到康复训练。

　　瑞瑞出生的时候，这个漂亮的男婴让全家沉浸在兴奋中。可是快一岁半了，他也不怎么说话。一开始，张岚以为他只是发育较晚，但情况越来越严重，他的语言能力长期停留在最多说两个字的水平，有时双手会举在空中抖动，有时会看着一样东西长久地出神。

　　张岚几乎跑遍了当地的医院，可是县医院没有儿童精神科，只有普通儿科，那里的医生说瑞瑞没病。赤峰市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的3位儿科医生会诊，同样一无所获，给出的建议只有一个：“去北京吧。”

　　从巴林左旗县到北京的大巴车每天一班，单程10个小时，凌晨3点到达北京六里桥车站。那是去年8月，北京最炎热的时节。到达之后，张岚发现为了挂一个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儿童精神科专家号，人们凌晨两三点就在医院门前排起了长队。

　　北京五彩鹿儿童行为矫正中心等多家机构发布的2017年《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称，目前全国的儿童精神科医师人数估计不会超过500人，并且主要集中于一线城市。2010年约有300人，近几年有增加。

　　张岚最后花了300元，从票贩子手里买了一个号。她找的是北医六院儿童精神科主任医师贾美香。这位年近七旬的医生在这一领域将近40年，上世纪90年代也为小邱作过诊断。20多年后，瑞瑞走进了同一间诊室，见到了同一位医生。

　　诊室靠近走廊的尽头，墙壁被刷成粉色，里面摆着低矮的桌椅，连洗手台都远低于正常高度。尽管在一楼，窗户依然被安上了铁栏杆，防止病人做出危险的举动。

　　贾美香在这间诊室确诊了数不清的孤独症患儿。有的孩子能将厚厚一本词典倒背如流，却答不出自己的年龄；有的孩子必须每天在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吃同样一碗面条，否则就会哭闹不止；有的孩子会直勾勾盯着电梯门不断开合，如果没人制止，就会一直看下去。孤独症的核心症状是语言和社交能力方面的障碍，病症呈谱系分布，具体到每一个患者身上的表现几乎都是不同的。然而所有患者得到的都是同一个答案：孤独症的发病原因不明，并且迄今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够做到有效治疗。

　　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邱的妈妈林桂萍(化名)拒绝接受这种厄运。确诊后，她曾经躲在厕所大哭，但是看着四肢健全的儿子，又总想着有一天他能好起来，能像正常孩子一样成才。她带着儿子去照相馆，特意租了一套黑衣红领的博士服，长长的帽穗一直垂到胸口。

　　幻想很快被现实击碎了。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没有一家幼儿园愿意收这个“不听话”的孩子，有人甚至把他的行李扔了出来。

　　现在，瑞瑞也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龄，可贾美香的建议是“尽快做康复”，孩子越小，干预的效果越好。

　　张岚起初没听懂，在老家，她从没听说过做孤独症康复训练的机构。在回程的大巴上她就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带瑞瑞到北京做康复训练。

　　10天后，张岚举家搬到了这个自己并不喜欢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