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家庭教育负担倍增

　　 “宽松教育”政策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日本中产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进，势必付出巨大——经济负担、选择焦虑和全家被裹挟参与应试成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日本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家庭无疑为上述私营教育机构作出了巨大的经济贡献。在日本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教育支出和补习教育支出从1970年左右开始显著上升，1976年开始实施的“宽松教育”政策完全没有影响到这个上升趋势。换言之，1976至1995的20年间，家庭的教育经济负担没有下降，反而一路攀升，更可怕的是，升学率却一路下滑至1970年后的最低谷。可想而知，在此期间的学生和家庭的升学压力越来越大，对家庭经济条件不够好的学生而言，不公平也在扩大。

　　 除了经济压力，“宽松教育”政策整体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标准，看似学生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学习的空间，其实这个年龄的学生既不充分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需求，甚至不够了解竞争游戏规则。自主选择适合的教育资源既超出了学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数家长的见识水平。除非精通教育和社会规则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多数家长在为孩子做学业选择时手足无措，心态焦虑。私营培训机构的营销诱惑、家长间的模仿与攀比、恨铁不成钢和病急乱投医等心态都会造成超量教育、过度补习，结果又加重了一重学业负担——不仅无效，更可能适得其反。

　　 有一系列畅销书名叫《中学生的考试9成靠父母》，非常具体地传授家长应试技巧。日本应试学习之发达，已经不只是学生的事，应试负担已经不可避免地延伸至家长。

　　 国民学力显著下跌、教育负担抑制中产阶级生育率

　　 如果说“宽松教育”政策下，教育供给由公立向私立转移，教育费用更多采取受益者负担原则，只是不同政经路线的变化，全家动员参与培养子女也不是一定有害，那么以下两大弊害足以促使日本政府彻底放弃“宽松教育”。

　　 第一，国民整体学力连年显著下跌。在四年一次的国际PISA标准化测试中，1999年，日本的数学应用和科学素养位列OECD15国第一，阅读理解位列第八；到了2003年，数学跌了5位，阅读理解跌了7位；2007年，科学第六、数学第十，阅读理解已经沦为垫底的第十五位。近年日本国内还有调查称，小学生4人中便有1人弄不清“平均”的含义。“大学生数学基本调查”结果也非常不乐观。日本的高中要为初中补课，大学的第一年要为高中补课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

　　 “宽松教育”政策降低了达标的底线要求，却完全不为最优秀、最努力向学的学生提供国家教育支持，甚至不提供荣誉感——因为宽松教育反对大规模的竞赛、考试和选拔。努力学习、追求出类拔萃得不到承认，宽松无压力才是正当的。如果在达标线之上还想学更多，那就要自己负担所有成本。

　　 第二，我们已经分析了宽松教育政策下家庭支持成了学业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经济水平太低的家庭将得不到入场券，经济水平足够高的家庭可以购买到最好的私立教育，而日本的中产家庭却承受着最大的学业竞争压力，他们本身对下一代也抱有最强的通过受教育来维持阶层或向上流动的愿望。所以，家庭教育成本越高，中产家庭生育率越低。这类使得国家教育供给空洞化的政策最终会抑制中产阶级的生育率，长期动摇国本，很可能是当初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

　　三种学业负担根源不同

　　 考试竞争烈度取决于适龄人口数和高教资源供给

　　 政策只能在短期内改变游戏规则（拼才智？拼努力？拼特长？拼体格？拼品德？拼爹妈？）——却无法改变竞争的烈度。1976年至1990年（“宽松教育”政策的头15年）高等教育录取率不断降低，考试竞争变得更激烈而不是更轻松了。1990年以后，录取率却高歌猛进地上升，从60%升至90%以上，什么原因使上大学变得如此容易了？1992年日本18岁人口达到战后第二次婴儿潮高峰后，直至2014年的22年间，18岁人口从205万减少至118万，降幅达42%。此间，日本高校在校生规模却从295万增长至304万。高等教育录取率更是一路攀升至93%，意味着几乎所有申请者都能够被高教机构接纳。日本现今超过40%的私立大学招生不能达到满员，这对于积存基金薄弱、运营高度依赖学费的日本私立大学来说是存亡攸关的危机，近半数大学招生工作本质上从选材变为营销，入学选拔形同虚设。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府没能适时控制私立高校的盲目扩张，出台限制性政策反应滞后，导致竞争选拔进退失据而饱受诟病。所以，密切观测人口变化，预估并适当地调控教育供给，保持选拔活力和学习积极性才是教育政策的应然。

　　 超量补习的负担要回归教育规律来化解

　　 如何判断补习是否超量？在补习产业高度市场化的今天，摸透了望子成龙、争先恐后心态的商业营销会大大异化家长和学生自己的判断。深度卷入补习市场的家长不由自主地站在了应试主义的一边。

　　 负责任地讲，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始终离不开一对对立统一的命题：从教育者视角来说是“培养”和“选拔”，从学生视角来说是“成长”和“应试”，两者相辅相成。正如日本的历史教训所示，当教育真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应试压力，却得到了缺乏求知欲和进取心、图安逸不勤奋、害怕担负责任、受不了批评、整体学力跌落的“宽松世代”。所以，在基础教育实践中能取得育人和应试的平衡兼顾就是最大的成功。

　　 超量补习的发生意味着应试压倒了成长，要遏制超量补习就得重申育人和成长的主题，让真正懂得教育规律、怀有育人之心的教师和学校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获得更大的尊重。更重要的是，限制正规学校教育的上限与边界不仅加重了家庭教育负担，还削弱了学校和教师的威信。正规学校教育要能提供足够的学业挑战才不会被轻视。学校和教师要理直气壮地承担更多课业教育而不是变相地把充实、提高的内容转移到课后家庭辅导。每个人学习不同科目的能力不同，心智发展速度不同，兴趣方向也不同，课外补缺、拓展和提高都是自然的需求，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公立学校、公办少年宫及其师资也应该能提供这些教育，如果把这部分空缺出让给私营机构，应试压倒育人就可想而知了。再者，符合选才规律的竞赛、测试要视作国家选才系统的一部分以充分的规模定期实施，既不能泛滥，也不能取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回归教育规律，摆正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自己各所应当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