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匿名社交APP中，我可以看到人们内心最真实的生活痕迹，分享从未诉说过的悲喜，我不用担心被批判，更不会羞于被熟人发现。”一个大学生这样述说。近日，一份面向全国大学生展开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匿名社交有助于交友、释放压力、追求刺激以及获得群体认同，有35.52%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曾使用过匿名社交应用，但高达90.69%的受访者也认为匿名社交存在一定风险。

　　随着微信、微博、抖音等带有强烈留痕的社交关系成为主流，匿名社交软件已不像早期的MSN、QQ等仅承担沟通与交流的功能，近年来兴起的陌陌、秘密、你的日记等软件，更多体现了“玩社交”的娱乐心态。当我们的朋友圈越发“光鲜”“幸福”，“隐身潜水”“远方的笔友”“陌生的问候”等精神密语似乎也愈加暗流涌动。

　　“熟人圈”内正常的自我表达受阻，青少年热衷转向匿名社交

　　“这是一片自留地，我可以不说违心的话，只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可以吐槽、可以发泄的私密空间，一个负能量回收站。”有网友表示，类似“树洞”的匿名软件不断出新，正是满足了年轻人欲与陌生人建立微妙情感联系的心理。

　　“为什么匿名社交一直受到追捧？追根溯源，与我们的教育方式息息相关。” 儿童青少年行为及情绪问题专家、茶壶心理创始人尹建民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当物质和安全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人际交往的需求也成了青少年追求的核心诉求之一。高压的学习状态、缺乏沟通的管教方式，使青少年“熟人圈”内正常的自我表达需求受阻，转而向虚拟世界寻找一个出口。

　　“社交是人不可或缺的需求，很多年轻人热衷于匿名社交，是出于猎奇心和寻求刺激，通过遇到不同的人体验不同的际遇，或是作为炫耀资本，以表明人脉广、见识多。”集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巨东红这样向记者解释说。

　　“社恐”的蔓延，也促使年轻人纷纷退出传统社交场合，投入更私密的空间。“我很喜欢唱歌，可又不敢在朋友面前唱，匿名软件给了我表演和分享的机会。”“朋友圈里，别人永远都是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状态，我不愿意露怯。”一名对匿名社交APP十分感兴趣的大学生对记者说。

　　“‘真社恐’群体是纯粹享受孤独状态的，但现在很多人是‘伪社恐’，因为害怕面对真人而产生的压迫感、自卑感、恐慌感，从而选择更为安全、轻松的聊天方式。”巨东红表示。

　　尹建民指出，互联网使新一代青年人花费了大量时间沉浸于电子产品，削弱了对人与人之间情感建立的关注。“长期的虚拟社交让青少年丧失了人际沟通的本能反应和诉求，进而加剧了对互联网的依赖，陷入‘互联网-社恐-匿名社交-再社恐’的恶性循环”。

　　群体匿名环境下网络暴力和欺凌更明显，对匿名社交监管很难

　　当下移动端匿名社交软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类似陌陌、探探，根据定位信息就近匹配交友；二是如树洞、可话，专注分享个人隐私和兴趣爱好，以疏解压力和获得群体认同为主；三是带有针对性交友目的，如婚恋、追星、旅游等社交APP。

　　早在2014年，国内就涌现出一系列匿名社交APP并发展迅速，目前市面上获得千万级下载量的交友软件多达30-40款，其中多为匿名制。据估算， 2020年国内陌生人社交的用户规模已高达6.49亿人，并且逐年上升。但另一方面，这类产品体验很快进入疲软期，呈加速淘汰趋势，主要原因是在匿名状态下极易滋生诽谤谣言、隐私曝光、暴力色情等负面信息，且此类信息更具传播性，影响恶劣。同时，对匿名社交的监管也是难题。

　　“我们曾做过一款匿名软件，但最后不得不下架。”某知名上市公司软件测试主管吴先生对记者说，这款匿名软件设置了“游客登录”模式，一些用户利用这一漏洞发布涉黄涉赌等不良信息，难以溯源，公司最终只能停掉。他坦言，即使是实名注册制，监管也存在缺陷。“后台虽设有屏蔽词库，但用户仍会利用符号、图片、改变大小写等方法逃避监管。”

　　“在一个没有约束的空间里，‘本我’的部分即个人的阴暗面得到宣泄，网络暴力和欺凌会比实名制更为明显，越是去身份化，施暴者越感到安全，并且使群体负面情绪如雪球般越滚越大。”巨东红说，在群体匿名的环境中，向上、向善的状态难以发光，非理性攻击极易出现。此前，多个爆款匿名社交APP因内容违规被要求整改、封号，业内人士直言，这确实是需求强烈的社交板块，但没有健全的安全评估和追责机制，难以长久维系。

　　家长应为孩子提供畅所欲言的宽松氛围，带孩子回归真实的生活

　　中央网信办相关文件规定，新应用在发布之前，必须自行组织或配合开展新技术新应用的安全评估，以确保系统安全可控，避免发布、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而这个评估需要政府部门、互联网企业、专业机构、社会公众等多方参与，仅凭平台之力，还难以破解匿名社交“安全合法”的困局。

　　在家庭和学校层面，为孩子提供畅所欲言的氛围尤其重要。“家长和老师应多关注孩子的心理诉求，不能按照统一的规则和标准僵化管理。在强调个性化的时代，我们要把握灵活尺度，为孩子提供宽松的言论、交友环境。”尹建民建议，转变“社恐”的行为和状态，需要找到互联网社交的替代品，如玩伴支持、社团活动、家庭聚会，带孩子回归真实的生活，切莫让孩子一味沉迷网络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