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杨书有些不敢想象，自己曾经最核心也是最信任的合伙人林珊离开公司差不多都快一年了。

　　去年5月20日，就在杨书毕业前夕，两人彻底闹翻并分道扬镳。

　　散伙的导火线是之前的寒假赚到的那笔钱的使用问题。二人合伙创办的一家“校园大学创业联盟”近两年处于亏损状态，寒假期间，林珊通过招聘学生兼职收取人力资源佣金，让公司短时间内获得了15万元的利润。作为第一股东，杨书想将钱都用在公司办公室的建设上。

　　在会议室，第二股东林珊公开质疑杨书的做法。他认为挣了钱就应该犒劳兄弟，而不是花在“无用”的地方，况且钱是他挣的，他有权利支配。但杨书觉得，公司成立时的钱都是自己掏的，公司百分百应该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两个人在争吵中提出了“分家”。从大学起跟着杨书干了5年的林珊，带走了部分客户资源，9月底公司清账时又拿走了一部分公司资产。

　　高校大学生创业如火如荼，但在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创业者杨万里观察中，自己认识的30多个大学生创业团队，在毕业季或者刚进入社会一年内，“90%以上的团队就合作不下去了”。

　　校园毕业季俨然成为不少创业大学生团队的“分手季”，合伙人从同舟共济到同室操戈，甚至因利益之争对簿公堂。站在毕业的十字路口，留给创业大学生们的命题远不止公司的生存发展，还有利益纠葛与信任危机。

　　“校园型”项目难入社会战场

　　回首一年多前离开创业团队的经历，兰州大学研二学生李美觉得有些“太遥远了”——她已经记不清具体离开的时间、公司营收状况，甚至是“公司名字的全称”。

　　在哈尔滨上大三时，李美加入一个做人像一类印章的创业团队。起初，来自不同学校的4个合伙人在其中一人家里空出的商铺办公。从获取原材料、设计制图、推广运营到联系客户，都靠4个人一起摸索。

　　起步阶段形势喜人，一连小半个月，每天的订单有20多个。他们与哈尔滨的一家企业谈成合作，签下了1000个人像印章的订单，在对方提供的展区定期售卖；与4所哈尔滨高校的创业大学生联手，在周边校园里开起了加盟店。

　　赚到了钱，除了聚聚餐也没人想要工资。开会的时候，大家憧憬着有一天公司做大了，不能只做印章，要开发周边产品，还要找投资人，把加盟店开到哈尔滨之外去。

　　在李美印象里，一周5天的工作日里，至少要开3次会议，每次耗费3个小时以上讨论公司发展的蓝图。“就像互相画大饼，想得太多，但根本不可能实现，很多时间都给浪费了”。

　　临近毕业季时，项目本身的短板也日益凸显。公司想要开发新的产品：制作戴学士帽的人像印章。安排人员打印传单，联系了兼职学生等，在校园里推广两个月后，收到的订单数寥寥无几。

　　李美发现，有资金和基本技术，谁都可以复制这个项目。而在市场上，饰品类生意本就“狼多肉少”，越往后做反而上升空间越小。

　　“临近毕业，每个人都得为自己打算。如果毕业后项目垮了再离开，校招、实习机会都错过了，再去找工作就难了。”李美选择了保研，另两个合伙人离校实习。团队散伙半年后，最后一个合伙人卖掉了公司，回到企业上班。

　　有的公司商业模式存在缺陷，加速了团队分离。还有些项目本身存在“天花板”，创业团队只能在校园“温室”之中生存，一旦离开学校，失去了在校生创业特殊政策的支持，便迅速凋零。

　　2015年，武汉地区一所211大学的学生闻跃拉上两个朋友合伙成立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帮助企业在校园进行品牌推广，通过地推发传单、策划活动，扩大品牌影响力。一年之间，他们在武汉40所高校中建立起商业链，与周黑鸭、雪花等大型企业合作，年营收一度达到100多万元。

　　闻跃渐渐发现，自己的成功受益于校园环境太多。他所在学校规定，若有社会企业前来宣传，需要层层审批，而企业找学生代理则省去了不少麻烦。与此同时，社会企业的目标消费人群是学生，他们自己就在这个群体之中，对学生的需求、兴趣都很了解。“但一旦毕业，不再拥有学生‘特权’，也离开了目标群体，这种商业模式很难在社会上生存发展”。

　　3人毕业后商量奔赴外地，各谋出路，将公司留给了在校的学弟打理。

　　决策权之争让合伙人各奔东西

　　“不要和朋友合作做生意”，这句话现在成了李宇的一句口头禅。

　　大四那年，他与大学里两个好哥们儿打算成立户外旅游公司。起初，为说服父母，3人曾轮流住到对方家里去游说，磨了小半年，团队才得以成立。公司股权按照1∶1∶1划分，3人均等分红。2013年，携程等旅游公司的业务还未拓展到武汉，而他们在武汉的公司一年营收已达370多万元，年底分红每个人拿到30多万元。

　　随着公司发展，3人对于公司规划出现分歧。一人想将公司转型为体育竞技类企业，一个人打算依照常规路线进行企业家经营，另一人则只想赚点钱。当初平分股权时，谁也没有考虑到，“都是创始人，将来谁能来拍板公司的发展路线。”

　　问题逐渐出现。有一次一个区里企业来谈合作，希望与公司一起推广该区旅游项目。这对公司是个扩大业务范围的好机会。但要不要拿下这个大项目，公司业务究竟如何展开，3人意见不一，开会来回几次吵架，李宇觉得有一天好兄弟都要变成仇人了。

　　矛盾在一次例会讨论员工招聘方式时集中爆发。李宇提议让出部分股权来吸引高端人才，留住人心，扩大团队规模。但合伙人张明认为自己给员工发着工资，不可能还将年营收百万的公司股份无偿割让出去。

　　拍桌子、骂脏话，吵了一个多小时，3人都憋着一肚子气。这也成了他们散伙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原负责带队的刘艾直接撂挑子，不再管公司事务，只等收年底分红。毕业后两年内，一人离开去往深圳开起餐饮店，另一个人则在武汉办起咖啡馆。

　　合伙人走后，公司部分业务出现断层。刘艾所负责的户外旅游项目路线规划方案，因接手人对业务不熟，线路规划出现问题，客户资源流失，旅游体验的满意度迅速下降。

　　有老员工私下找到李宇，希望公司能继续走下去。当初这些人放弃了读书深造的机会，跑来免费打工。如果团队就这么散了，李宇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

　　李宇曾想高价回购两人手里股份，一个人将公司做大。多次面谈之后，两人要求必须一次性付清270多万元。一时之间拿不出，他找到两人当面协商，希望能给他一定时间来支付，耗费了小半年，当初的兄弟没一个同意分期支付。

　　第一批老员工接连离开，李宇觉得团队没法继续做下去了，随即也离开了公司，招聘社会人士来接管公司事务。“心走不到一块，都散了”。

　　大学生创业如何选择合伙人

　　休学4年，创业8年，杨书身边的合伙人换了3拨儿。

　　最开始，杨书带着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哥们儿创业，做汽车用品，“一起吃大锅饭”。做了半年，公司亏了十几万元，好多兄弟看不到公司的前景，一个个都离开了。

　　2014年，是杨书所在的“校园大学生创业联盟”最辉煌的时刻。公司靠大批量进货来争取折扣，寻找各学校代理人卖货，通过联系各高校学生会外联部部长或创业协会会长，在广西区内27所高校发展了自己的线下团队，团队累计成员近4000人，成为广西最大的大学生创业团队之一。

　　“社会上很多企业老总都来谈合作，希望在校园推广矿泉水、方便面等产品。”短时间内，获得了社会上多项荣誉，各种新闻宣传报道接连刊登，杨书反思，“当时整个人都膨胀了。”

　　短短半年时间，因公司对校园业务管理松懈，大批校园代理人离开，线下销售开始出现混乱，营收暴跌。

　　与此同时，线上购物平台也出现“难产”。他们与南宁高新区工作的设计团队方科(化名)合作制作App，付款两万元，却只得到基本的模板；找来研发团队，承诺转让25%的股权，没想到才几个月，开发人员玩起了“失踪”。

　　两年时间，杨书已负债50多万元，“以卡养卡，支撑不住了就找家里借钱。”合伙人看不到公司的出路，大量主创成员集体出走。

　　“8年来，合伙人换了一批又一批，说到底，跟着兄弟我赚不到钱，就不想一起干了。”杨书觉得，自己起初创业只想着扩大业务范围，却忽略了管理上的跟进。他觉得，大学生遇事抗压能力低可能是另一个原因。所以第四次选合伙人，杨书找了几位80后。

　　在华中师范大学创业导师丁玉斌看来，创业应是一个破釜沉舟、全力以赴的事业，但对于大学生而言，临近毕业，他们可以读研、找工作，有很多退路可以走。所以在毕业时，如果对项目认可度不够的话，这种创业激情很容易流失。

　　曾在研二休学创业一年的杨万里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016年，杨万里拉上来自华师计算机、美术学院还有外校的同学，组成了7个人的小团队，搭建网络社区平台，为校园内学生提供互帮互助、沟通交友的平台，并取名为“桃花源”。成员投入了两万多元成本，预计4个月后上线使用。

　　负责技术开发的合伙人还兼顾在校企工作，时间精力逐渐跟不上。其他人也各自有实习和课程，项目拖了半年后，软件才勉强上线。这个年轻的学生团队早已没钱来推广运营，融资更是希望渺茫。

　　“创业合伙人在商场上是命运共同体。” 武汉理工大学创业学院院长赵北平认为，选择合伙人时，除了有共同的志向，还需具备互补性，除了个性互补、资源互补，也包括知识能力结构的互补。

　　“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知识优势，而不只是眼前的大学校园优势。”赵北平表示，大学生合伙人不能只凭着一股热情去做事，应理性地看待创业项目，如在选择创业领域时，应对市场进行充分调研，判断其项目的广度、深度、频度、效度，结合找准自身的竞争力，才能在创业战场上立足，“真正成就‘中国合伙人’”。

　　(文中所有创业者均为化名 杨洁 刘振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