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最后一课”，一个将被返顾一生的时刻。在这个时刻被授予的赠言，也常常会如灯塔一般，照亮很多年轻学子前行的路。

　　也许正因如此，每到毕业季，那些将在“最后一课”领衔发言的师长、嘉宾，总是铆足了劲，不敢懈怠。而他们不说什么、说了什么，不仅受到公众的关注，也是对时代流变的一种忠实记录与回馈。

　　他们的演讲，可以给身处“课堂外”的更多人，带来哪些思考？本期《解放周一》试做梳理。

　　被反复讨论的命题之一

　　用什么时光坐标回首来路

　　如果说，能够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是人和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那么，能否感受到历史对于自己、他人和世界的意义，是一个人是否在精神上进阶的重要基础。当学子即将开启人生新章，尤其大部分即将开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自主人生，师长言辞、讲述中的历史感显然格外重要。

　　历史感的传递，通常通过“讲故事”和“言传身教”完成，包括让听者感受到时代演进的脉络，从而对自己的来历和去向更为明确，也包括，为他们提供一个特别的坐标，供他们在时光隧道中驰骋自己的想象和理解力，从而在意义世界中收获更多关于人生的思考。

　　用什么时光坐标来引导学子思考人生？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教授为各位2017届的毕业生们，选择了“1917”这个时间坐标。

　　100年前的6月，刚结束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业的胡适从美国东部西行，穿越北美大陆，抵达加拿大的温哥华，6月21日登上“日本皇后”号轮船，开始他的返国之旅。7月5日船抵日本横滨，胡适知道了国内张勋复辟的消息。待7月10日到达上海，复辟已经收场……

　　陈引驰之所以复述这样一个历史场景，是为了说明：一百年前发生在胡适身上的情形，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在现代中国，个人事务与整个国家的交错。胡适无法决定自己投入一个怎样的中国，但他最终以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不断尝试，多少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形象。由此，陈教授勉励在座的学子，“无论面对怎样的困扰，最终路会向前延展。我们不能决定最近的未来如何，但我们应该可以为真正的未来努力。”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此番北京大学为2017年研究生毕业典礼请来了一位四十年前踏入北大校门的“老学长”、知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那一年冬天，来自北大的录取通知书，亦改变了青年葛兆光的命运。

　　那一年，28岁的他已“辍学”十多年，“和现在博士毕业的年龄差不多”；从1966年初中毕业起，就在县城的街上无所事事地游荡，接着下乡插队在苗寨做过瓦、在猫洞挖过煤、在集市上卖过柴。

　　可是，在这个典礼上，葛兆光要由此说给后辈的，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命运，而是坦言，直到进了北大之后，他才渐渐感觉到，跨进北大之门，跨入学术世界，给自己身上压下了怎样一个沉甸甸的责任——如果你不在这里扩充你的知识、提升你的境界、思考你的问题，你就没法在国际学界“华山论剑”；只有看第一等的论著，做第一等的题目，和第一等的学者过招，才能成为第一等的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