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能量”这个词还没像今天这样广为人知时，我为它的传播出过一点力。

　　2012年4月，我在《中国青年报》头版发表一篇报道《“正能量”这回传得比什么都快》，介绍了一个都市童话式的故事，其中引述了一些网友的说法，“随手转发，传播正能量”。当时，这个说法只在少数网民中使用，还未蔓延开来。报道在媒体上引发了有关“正能量”的一次讨论。有媒体评论，《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起名《“正能量”这回传得比什么都快》，“正能量”一词“由此走向公共空间，广受引用”。年末，语文期刊《咬文嚼字》将“正能量”评为“2012年十大流行语”之首。

　　5年后，我却有点看不懂“正能量”了。从红头文件到语文试卷都很容易找到“正能量”。它在知识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误解——在问答网站，有人在提问物理学里到底有没有“正能量”这个术语。

　　能量谈不上“正负”之分。“正能量”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我当时报道的故事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近些年里，一些恶性事件放大了社会丑恶，让人感到失望，在患上“坏消息综合征”的现代人中，这类向上向善的故事，让人看到普通个体弥补社会道德体系的努力。

　　“正能量”从来都只是一种修辞，今天人们喜欢说自己“负能量爆表”，也只是一种修辞，是情绪的一种表达方式。正如医学上也不可能存在“坏消息综合征”。

　　当这种修辞放到需要精确定义的红头文件里，就显得格格不入。一些官办机构白纸黑字发起“增添正能量活动”，不如直接说“弘扬真善美活动”更加清晰，更易于为下级理解。本来，“正能量”这个词指代的就是那些与求真求善求美有关的举动，反映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体现对温暖、互助、公平、正义的诉求。

　　语言总在进化。“喜大普奔”“躺枪”“高富帅”“高大上”甚至“北上广”都是今天的常用语。“正能量”的使用也无可厚非，但需要警惕对它的误用和扭曲。

　　5年前那场“正能量”讨论过后几个月，国内一家出版社趁热推出了一本书，名为《正能量》。这本是一位英国心理学家的著作，原名“Rip It Up”，意为“撕碎它”。后来以讹传讹，许多人认为“正能量”源于这位心理学家的著作，其实是本末倒置。英文原书中并无这个词，这位心理学家也不是它的发明人和定义者。中译本成为畅销书，只能说是翻译和营销上的“胜利”。

　　比这还荒诞的是，还有商家出售一种“正能量石”，号称能量的转化器，能“将一切负面转化为对你的加持”。

　　在所有对“正能量”的误用中，最具杀伤力的莫过于以“正能量”代表自居，将反对者视为“负能量”代表而加以批判。比如，一些人认为赞美、歌颂生活才是“正能量”，批评和建议则会对“正能量”造成破坏。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欢天喜地的新闻是“正能量”，转发悲剧就是“负能量”。这类人的“正能量”人生太过脆弱，似乎很容易就会被击碎。

　　其实，对真善美的追求，本身就包括对假的揭露、对恶的批判、对丑的嘲讽。内蒙古一位记者为被冤杀的呼格吉勒图翻案，历时多年，不畏权势，守护良心，这当然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匮乏的“正能量”。一位忠于职守的人大代表，在选举中投赞成票是“正能量”，投反对或弃权票也是“正能量”。

　　打着“正能量”旗号，可以做很多越界的事情：一所中学可以掌握学生填报志愿系统的密码，以确保高分考生按照校方的意愿去报考清华北大，初衷当然是很“正能量”地为学生前途着想；阜阳市律师协会可以向各大律师事务所发出通报文件去“借款”，据解释此举是为了购房办公、为了行业协会的发展，也很“正能量”；至于那些总在呼吁公众向灾区或弱势群体捐款、一旦有人不捐款就对其大加斥责的“爱心人士”，就是将“正能量”作为道德绑架的武器了。这样的“正能量”，侵犯了私人领域，有点令人望而生畏了。

　　不要误会“正能量”，尤其不要将其作为束缚不同意见者的绳索，也不要作为道德绑架的武器。永远赞美、永远保持“热泪盈眶”的心灵鸡汤，浓度过高，有可能适得其反。这样的“正能量”沸腾起来，只会灼伤社会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