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惩戒权说到底不是教师需要，而是学生需要。换句话说，惩戒权并不是给了教师什么权力，而是给学生正常成长以保障。

　　教育惩戒权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绝对不是一句“教师可以适当惩戒学生”就可以解决的。在内容上应该有一个“度”的问题，什么程度的错误应该受到什么程度的惩戒，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同时，对学生进行批评、惩戒以及处分，都必须有合法的程序。

　　近日，北京市教委公布的《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区、各中小学要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依法依规及时有效处置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建立健全应对突发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

　　北京市教委公布的“意见”中还提到，将采取多种措施强调教育惩戒威慑作用。这一关于“教育惩戒”的提法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为什么需要教育惩戒权

　　去年4月，在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一所中学的课堂上，有学生拒交试卷，不仅“出口成脏”还拿板凳砸老师。

　　此事发生之后，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教育体育局教研员王维审数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当教育只剩下纵容》，在微信朋友圈走红，被频繁转发。

　　王维审在文中写道:“远古有记载:‘舜耕地，牛不走道，舜鞭己不责牛。’牛不走道，舜为什么要鞭己不责牛？这说明了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他当时的心情？很多人根据现代人的观念这样解释:牛不走正确的路，是因为人没有引导好，牛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不应该责罚牛，应该追究自己的责任。并更进一步强加给现代的教育，以此来要求老师们仿效古人，对那些问题学生要反思自己，绝对不能把责任放在学生身上……当错在学生、老师连生命权益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这些一味指责教育者的专家是否想到，一味的放任，一味的包容，将会培养出怎样的学生？这种宗教信徒式的宽容、忍辱负重难道就是教育的底线吗？”

　　为什么需要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教育惩戒权会产生哪些作用？

　　王维审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回答了记者的问题。

　　“我刚刚做班主任不久，班里的一个孩子偷拿了家里的50元钱，被家长追到学校里打。在追问之下，孩子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他是被人敲诈了，一个高年级的学生带着一伙人要他交50元保护费，否则就会被处置。这个孩子说，他们一伙人经常问别的同学要钱，不给的话就会被群殴，所以他只好偷家里的钱交了保护费。”王维审说。

　　于是，王维审和学生家长找到了那名高年级学生的班主任，这名高年级学生的班主任找到了学生及其父母。这名高年级学生并不否认，但他与父母都拒不还钱。后来学校出面处理，也无具体办法可以解决。

　　“我班的学生家长一怒之下报警，派出所工作人员解释说，那名高年级学生还是未成年人，敲诈数额也不大，教育了一通便让他的父母领回。从此，未受到任何惩罚的那名高年级学生更加有恃无恐，频频敲诈低年级的同学。事情的结局是，在19岁那年，那名学生因为拦路抢劫致人死亡被判死刑。”王维审说。

　　此后，每当人们在讨论教育要不要有惩戒权时，王维审就会想起这件事。

　　“在大多数时候，人们会认为教师需要惩戒权，需要一把维护教育进行下去的‘尚方宝剑’。其实，我倒是认为，教育的惩戒权说到底不是教师需要，而是学生需要。换句话说，惩戒权并不是给了教师什么权力，而是给学生正常成长以保障。倘若，教师和学校(或者说教育)有一套完善的、针对问题学生的惩戒措施，那么高年级学生很可能就会在第一次敲诈同学时被及时处置，也有可能就会改掉身上的恶习。那么，19岁的悲剧也许就可以避免。用适合孩子的惩戒、惩罚矫治孩子的错误，总比等到犯罪了搞个严重的秋后算总账要好。”王维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