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人民大学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在微信公号上连发两次声明，称“工友夜校停办”，课程将有所调整，向组织广场舞、太极、运动和晚会转型。因“工友夜校”此前多次受媒体报道，这次消息一出便引起舆论热议。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塑造了太久的‘新光=夜校’的概念，某一课程的停办，某一活动的增加，在新光内部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却演变为大众眼中一个社团的消失，甚至是一种精神的退缩。”梁莎莎在校期间曾作为该协会负责人，4月26日，她在朋友圈的状态中写道，“适时而变绝对不是退缩。”

　　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梁漱溟乡村建设发展中心任职的邱建生老师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新光夜校的“转型”可以理解。作为平民教育的实践者，邱建生参与建设的“工友夜校”“农村社区大学”也面临着和“人大工友夜校”一样的问题，即工友因工作原因，参与时间很难得到保障。

　　此外，邱建生说，志愿者资源动员能力也有不足之处，知识系统也存在漏洞、不够厚实，服务内容、方式比较“单线”，对工友吸引力不够，“我们想给的跟工友想要的或有差距”。但他认为人大学生的努力“弥足珍贵”，“（勇于）去承担这样一个责任，不能再期望更多”。大学生服务工友，本身也是受教育的过程，因为“高高在上的姿态，走不进他们的内心”。

　　有工友自考顶尖高校本科毕业

　　新光协会“工友夜校”的创办缘于人大商学院在2011年办的一次创业比赛：该校2011级学生吴俊东和几个同学经过调研，做了一个公益性质的“工友夜校”创业策划书，但“不满足于参赛，更希望将此事落地”，便在人大校园内成立了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办起“夜校”。

　　现在哈佛留学的吴俊东至今仍记得2011年4月份“开学第一次上课”时的场景：20多个志愿者，却只有两个工友来。尽管志愿者早有心理准备，仍有些“懵”，“懵”完了再重新调研，“叫工友来一起做课程规划，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夜校”经工友们口口相传，从第三个礼拜开始，参与者从“保安”拓展到食堂的大叔大妈，人数逐渐稳定在30人左右，多时达50多人。

　　在彼时大量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时代背景下，“夜校”最初主打“创业”课程，“请一些商学院的博士从创业可能会遇到的管理问题、财务问题、融资问题等方面上课。“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接触多以后，发现他们不同的需求，从创业课程开始扩展到不同的领域。”

　　“比如2012年开设的电脑课，初衷是教大家互联网购票，免于排队买票的疲惫。也告诉他们如何使用社交网络，怎样和留守老家的孩子沟通，也有英语课、养生、心理健康等等。另外就是各种晚会、K歌比赛啊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