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军认为，共青团和妇联在预防儿童被性侵问题上，可以起到倡导和预防的作用。当然，儿童一旦遇到性侵，国家层面应该有相应的制度跟进，比如伤害评级、法律起诉、监护权处置、心理治疗、社工介入等环节。

　　童小军认为，在司法环节，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的办理要与成年人被性侵有所区分，比如很多时候发现未成年人遭遇性侵时，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证据该如何提供？孩子被性侵后的描述算不算证据？

　　姚建龙曾经遇到一个案例，在某边疆省偏远地区发生一起性侵儿童案件，承办检察官发现，受害女童出现较为明显的创伤后综合征，想帮助孩子接受后续心理辅导治疗，但苦于没有途径辗转找到姚建龙帮忙。姚建龙多方打听，在朋友帮助下找到专业心理咨询师，并资助其前往案发地对受害女童进行后续辅导治疗。

　　姚建龙直言，“我一直有一个观点，良心和爱心是靠不住的，没有体制机制保障的儿童保护是无法持续的，也是粗浅的。”完善的儿童保护机制不能光靠政府包打天下，社会力量也应该参与其中，成为保护儿童的重要环节。

　　姚建龙介绍了性侵案例的现实状况：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所有性侵案件中受害者年龄在18岁以下的比例就高达70％，我国大陆地区还缺乏准确的全国性调查。但他在部分县级地域调查发现，不少地方所有性侵案件中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比例已经占到3～5成，因此儿童被性侵问题一定要高度重视。

　　姚建龙提出，自己的调研还不是全国性的，但是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儿童被性侵的演变规律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调研可以预判，如果没有有效的防控措施，未成年人被性侵的问题仍将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