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频发、持续的重度雾霾，不断加重公众对环保问题的担忧。针对这一情况，中科院相关机构和相关专家研究指出，现阶段，我国雾霾治理亟须进入更为科学的新阶段，需要重视并处理好多个方面的关系。
以治理倒逼产业升级科学向公众进行普及
2011年底以来，PM2.5污染成为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环境问题。每次雾霾来袭，人们皆议论纷纷，口罩成了出门标配，空气净化器、新风系统与洗衣机、冰箱一起走进千家千户。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PM2.5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幸福感。
事实上，我国政府已把防治空气污染作为最大的民生问题，列入近年来的工作重点，并采取了制定了新环境质量标准、出台大气污染控制的国十条、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方案等行动。各地也纷纷采取各项措施进行大气污染防治，一些地方还出现了“要发展还是要环境”的争论。
记者从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获悉，工业化进程会造成一定的空气污染，而空气污染治理PM2.5与保持未来经济增长的目标是可以统一的。2001年，美国空气污染控制产业带来270亿美元的税收，并提供了约18万个就业机会。同时，空气污染治理相对于其他污染治理，投入产出比最高。
中科院在《我国大气PM2.5污染现状及控制对策建议》的报告中指出，过去十多年来，我国对大气污染控制持续加大力度，火电、钢铁、冶金等行业在降尘、脱硫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多数城市大气烟尘与二氧化硫浓度增长态势得到遏制，部分地区甚至开始缓慢下降。
但在目前，社会公众对雾霾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焦虑和不安。“实际上，从2011年开始，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污染程度是在削减的。为什么老百姓会有越来越严重的官感，就是因为雾霾天气的极端表现。”20年来一直致力于PM2.5研究的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曹军骥认为，在一年当中，尽管污染物排放下降、空气质量改善，但极端雾霾天气的出现，依然会破坏人们对环境改善的认知。
为此，他提出建议：一方面，当前应该借空气污染的压力倒逼产业升级，推动低污染、低能耗、高产值的新型绿色产业快速发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确保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另一方面，应当向公众加大宣传、解释力度，逐步培养公民科学理性的环境意识，让公众明白，几十年粗放式发展的污染积累，即使加大力度治理，也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去化解。
应急与常态并重气象因素不容忽视
曹军骥表示，在雾霾治理中还需处理好应急减排与常态治理的关系。近期治理与长期治理是统一的。常态治理是战略性的、根本的，应急减排是阶段性的，应急减排要在长期战略治理的框架下进行。如果不能从战略的能源结构改革出发，进行PM2.5污染治理，短期治理措施的效果也不会尽如人意。
健全宏观治理体系是PM2.5防治的最根本因素，科技治污为宏观治理提供科学支持。中科院相关研究报告指出，现存治理途径是在粗放型经济增长背景下制定的，并不符合未来产业调整和升级的新形势，必须构建新型的PM2.5污染治理途径。实现应急减排与常态治污的统一管理，标本兼治，持久改善空气质量。
“诱发重度雾霾的最主要因素还是气象因素，气象条件不利，雾霾很可能加重，污染治理显现出来的成效就微弱。在秋冬特别是采暖季，一旦出现适宜的气象条件如静风、低温、高湿度，PM2.5浓度会积聚攀升，形成严重灰霾，往往表现为全国大范围区域性污染特征。即便是西方国家，虽然现在排放已经很低，碰上去年这种大范围的气象异常，仍然出现了雾霾现象。”曹军骥说。
他指出，雾霾也是污染物在特定气候条件下的表现。雾霾发生的外因是气象，内因是污染物。如果没有特定的气象条件，雾霾也表现不出来。目前需要更为科学、全面地认识和研究雾霾发生的条件、过程、原因和控制手段。研究雾霾，需要理解自然气候变化的过程。这样可以看出，人起了多大作用，不利的气象条件又起了多大作用。
煤炭利用缩减与清洁并举
中科院报告显示，能源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PM2.5的污染状况，而PM2.5治理有利于促进能源结构的升级。根据国外先进经验，煤炭在能源消费中占20%至25%是比较合理的结构比例，受其影响的PM2.5在可接受范围内。
美国2013年能源消费中煤炭仅占18.6%，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超过30%的能源比率相比，煤炭利用的比重大幅下降。英国1956年煤炭占能源结构的80%以上，之后开始急剧下降，目前维持在17%左右，石油和天然气各占三分之一左右，预计到2020年煤炭占能源消费的比重为12%，2030年缩减为仅占5.5%。
中科院的报告还指出，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均是以煤炭为主，从1952年的97%下降到1995年的76%。到2014年，尽管情况有所改善，但煤炭仍占能源消费的66%。目前，我国城市PM2.5污染与当前能源结构密切相关。据估算，煤炭消费对我国一些地区PM2.5污染的贡献可达到50%左右。
因此，专家建议，能源消费需要总量控制，压减煤炭使用，加大可再生清洁能源，从各方面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对于燃煤，应提高煤炭的集中燃烧与清洁利用，采用超临界煤粉电站或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电站等，尽量减少居民用煤散烧，提高燃煤的使用效率。
曹军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煤炭的替代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经济问题，需要综合考虑。新能源在供应量、价格、接受度等方面也有自身限制，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此，目前还是要在煤炭的清洁利用上下功夫，把这一点实行好了，至少在20年内能够起到良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