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冷凉、高寒、山区农业镇”，是百度百科给云南省会泽县待补镇下的“定义”。10年前，当23岁的袁定昌以特岗教师身份只身一人来到海拔2600多米的待补镇汤德小学时，面对的是10名平均年龄比自己大15岁的“老教师”，“特岗”的身份似乎也给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2006年，是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第一年。作为首批直抵农村教育一线的特岗教师，袁定昌和当年其他1.6万余名特岗教师一起，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开始触摸农村教育温润的泥土。

　　10年过去，会泽县特岗教师数量已接近3000人，占全县在职在编教师近三成。放眼全国，截至2015年，“特岗计划”已公开招募50.2万名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两基”攻坚县以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覆盖中西部22个省（区）的1000多个县、3万多所农村学校（村小、教学点）。一批批青年学子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换血的一代”，他们的到来，正让西部地区农村教师队伍总量不足、年龄偏大、学历偏低、学科短缺等结构性问题逐渐成为历史，他们用自己坚实的臂膀，扛起农村教育发展的责任。

　　“被这里的贫穷落后和偏远所震撼”

　　地处滇东北高原的会泽县，山高谷深、沟壑纵横，乌蒙山主峰穿境而过，山地、盆地、冰川三分天下。即使家就在距离待补镇45公里的另一个镇上，袁定昌也难得回一次家，“要走上5公里山路才有车坐，用手机打电话，也要走出去一大段路才有信号”。

　　“特岗教师是不是‘特殊’的老师啊？”作为全国首批特岗教师，袁定昌的到来在小镇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不仅老百姓不明白，就连同在一所学校的老师也搞不懂特岗教师到底“特”在哪儿。

　　袁定昌不厌其烦地见人就“解疑释惑”，给人家讲“特岗计划”的内容和国家对特岗教师的政策支持。讲多了，周围的人渐渐形成一个观念：特岗教师约等于大学生教师……

　　学中文的袁定昌一到汤德小学，就被安排承担一、二年级两个班的数学课教学，他心里没底，找校长商量，校长的回答十分干脆：“你一个大学生教小学数学是绰绰有余的！”

　　凭着一股劲，袁定昌教的两个班的数学竟奇迹般地拿了全镇第一。2009年，云南省教育厅组织“我的特岗教师经历”征文活动，袁定昌把这段经历写成文章还拿了一等奖，烫金的证书至今温暖着他的记忆。

　　就在袁定昌到会泽县任教的3年后，杨锭也在130公里外的会泽县纸厂乡江边小学开始了“天一黑就只有星星月亮相伴”的特岗教师生涯。

　　“我清楚地记得报到那天，我和我的同伴拖着行李在山路上行走，一条毛坯小路镶嵌在悬崖峭壁间，让人每走一步都手心冒汗、脊背发凉。”杨锭说，学校地处滇东北乌蒙山区一个沟底，海拔2000多米，周围的群山似乎时刻要吞噬掉这所学校。

　　还没从山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中缓过神来，讲台下学生们一张张纯真无邪的笑脸，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便似一股甘泉涤荡着杨锭那颗原本惶恐焦虑的心。

　　如果写一部我国农村教师成长的历史，2006年注定是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因为这一年“特岗计划”启动实施，之后每年都有几万名高校应届毕业生告别大学校园，走进一所所偏远的农村中小学。在特岗教师还是稀有群体的年代，他们的教学生涯往往开始于“孤军奋战”。

　　2007年8月，当王行作为一名特岗教师被安排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回民中学任教时，他仅仅把它当作一份工作，计划着3年后便离开。原因似乎不难理解，因为这是兴庆区最偏远的一所民族中学。

　　“学校不大，条件艰苦，偏僻荒凉，是我对学校的第一印象。纵然知道即将前往的是农村，还是被这里的贫穷落后和偏远所震撼。”王行清晰地记得，在通往位于黄河以东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学校的路上，沟沟坎坎的小道两旁，入眼皆是黄沙与荒凉。

　　走，还是留？老校长的一句话抚平了王行七上八下的心。“小王啊，你来了，咱们学校终于有了第一位专业的物理老师啊！”心得以安放，王行也在黄沙之中一待就是8年。

　　2008年，土生土长的湖南安化籍毕业生刘习聪选择到贵州省威宁自治县新发民族小学担任特岗教师时，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到新发布依族乡这个地处贵州省海拔最高的石漠化高寒山区工作的外省人。

　　在新发民族小学工作的6年里，刘习聪累计家访学生1168人，行程超过3万里。校长何顺发说，他用6年时间完成了至少8年的工作量！6年间，村里有56名学生考上了高中，数量超过他来之前的总和。每到新生入学季，村民们总是乐呵呵地把孩子送到学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