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长期奋斗的根本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确保重点群体就业稳定”。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就业在共同富裕全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对于亿万劳动者及其家庭而言，就业不仅是获取收入、维持生计的手段，更是实现社会融入、获得尊严认同、释放发展潜能的重要途径。从理论逻辑看，高质量充分就业通过提升劳动参与率、优化要素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三条渠道促进共同富裕。从现实需求看，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就业体系，城镇新增就业连续多年保持在1100万人以上，但就业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技能型人才短缺与低技能劳动力过剩并存，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缺位，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收入差距仍然较大。这些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共同富裕的推进进程。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就业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有学者从宏观制度层面探讨就业优先政策与共同富裕的耦合机制（赖德胜，2022），有学者关注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和收入分配的双重效应（蔡昉，2023），还有学者聚焦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等具体领域的权益保障问题（杨伟国等，2024）。然而，现有研究多侧重于某一维度或某一群体的分析，缺乏对“共富型高质量充分就业支持体系”这一系统概念的理论建构和机制阐释。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共富型高质量充分就业支持体系的内涵特征是什么？其形成机制包括哪些核心维度？如何从政策实践层面构建这一体系？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既有助于深化对就业与共同富裕关系的理论认识，也可为完善就业政策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二、共富型高质量充分就业支持体系的形成机制

　　基于“赋权—增能—保障—共享”的理论逻辑，本文构建“赋能—匹配—保障—共享”四维分析框架，阐释共富型高质量充分就业支持体系的形成机制。

　　（一）人力资本赋能机制：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

　　人力资本是决定劳动者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赋能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化的教育培训供给，提升劳动者的知识存量、技能水平和学习能力，使其能够适应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的用工需求。

　　具体而言，赋能机制通过三条路径发挥作用：一是基础教育的普及与提质，为劳动者终身发展奠定认知基础；二是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精准供给，帮助劳动者获得市场所需的专业技能；三是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支持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更新知识储备。值得注意的是，赋能机制须遵循“普惠＋精准”原则，既要保证基本培训服务的可及性，又要对低技能劳动者、农民工、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实施差异化赋能策略，防止“数字鸿沟”转化为“就业鸿沟”。

　　（二）市场匹配机制：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

　　即便劳动者具备相应技能，若无法与合适的岗位有效对接，高质量就业仍难以实现。市场匹配机制的核心在于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成本、信息不对称和结构性摩擦，提高人岗匹配的效率和精准度。

　　匹配机制的运行依赖三个支点：一是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平台，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岗位需求与求职信息的智能匹配和精准推送；二是专业化、均等化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为劳动者提供职业指导、岗位推荐、招聘对接等一站式服务；三是畅通的劳动力流动通道，打破户籍、地域、身份等制度性壁垒，促进劳动力在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自由有序流动。匹配机制的高效运转，能够显著缩短失业周期、降低摩擦性失业、提升就业稳定性。

　　（三）权益保障机制：筑牢就业安全网

　　高质量就业内在地要求劳动者享有体面的工作条件和充分的权利保障。权益保障机制的核心是构建覆盖全民、贯穿全程、权责清晰、保障适度的就业安全网，使劳动者在遭遇失业、伤病、老龄化等风险时能够得到基本生活兜底。

　　权益保障机制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劳动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确保劳动者在工资支付、工时休假、职业安全、反歧视等方面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第二层次是社会保险体系的全面覆盖，重点是推动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纳入工伤、失业、养老保险体系；第三层次是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完善，发挥工会、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协商调解功能，及时化解劳动争议。当前尤其需要关注平台经济“去劳动关系化”带来的保障真空问题，探索将算法管理下的平台劳动者纳入制度化保障轨道。

　　（四）收入共享机制：促进发展成果公平分配

　　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最终落脚点是劳动者能够公平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收入共享机制的核心在于优化初次分配结构，使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保持同步，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共享机制的制度设计需把握三个关键：一是健全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使其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物价变动、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二是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增强劳动者在工资决定中的话语权和议价能力；三是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探索员工持股、利润分享等中长期激励方式。需要强调的是，共享不是简单的“分饼”，而是在“做大蛋糕”基础上实现更加公平的分配，这就要求在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构建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安排。

　　上述四个机制并非孤立运行，而是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赋能机制为劳动者提供“造血能力”，匹配机制实现“人岗相适”，保障机制守住“风险底线”，共享机制推动“成果普惠”。四个机制协同发力，方能形成“能力提升→机会公平→权益保障→成果共享”的良性循环。

　　三、共富型高质量充分就业支持体系的实现路径

　　（一）以技能重塑为核心，深化教育培训体系改革

　　面对技术变革加速和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现实，传统的一次性教育已难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动态需求。构建共富型就业支持体系，必须将技能重塑置于优先位置。一是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横向融通、纵向贯通。打破“普职分流”的刚性壁垒，建立学分互认、课程互选、学籍流动机制，为不同禀赋的学生提供多元化的成才通道。二是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围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重点领域，开发模块化、阶梯式培训课程，推行“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新模式。三是建立技能型人才成长的社会激励体系。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薪酬待遇，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破除“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观念。四是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将补贴性技能培训覆盖范围从失业人员扩展到全体劳动者，建立个人学习账户和培训积分制度，激励劳动者主动参与技能更新。

　　（二）以数字经济为牵引，创新就业形态与公共服务

　　数字经济在创造新就业岗位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就业的时空形态和组织方式。应顺势而为以数字化赋能就业支持体系升级。一是培育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就业形态。在规范发展的前提下，支持短视频创作者、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在线服务商等新职业群体成长壮大，扩大灵活就业蓄水池。二是建设智慧就业服务平台。整合教育、人社、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数据，开发“就业大脑”决策支持系统，实现就业形势智能监测、岗位信息精准推送、政策服务一键匹配。三是探索适应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新模式。降低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门槛，支持按项目、按单、按日缴纳工伤保险，建立社会保险关系跨地区、跨制度转移接续的便利化机制。四是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就业服务网络。在社区、园区、商圈布局智能就业服务站，提供自助式求职、远程面试、电子合同签订等便民服务。

　　（三）以均等化为目标，健全城乡一体就业公共服务体系

　　当前我国就业公共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县域和乡村地区的服务能力明显薄弱。推进基本就业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就业差距、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一是健全“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服务网络。在县域层面建设标准化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在乡镇和中心村设立服务窗口或流动服务站，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二是强化对农民工、脱贫人口、易地搬迁群众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建立“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服务机制，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定岗式培训，促进其稳定就业、融入城镇。三是推动劳务品牌建设提质扩面。支持各地培育特色劳务品牌，通过标准制定、技能认证、品牌推广等举措，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组织化、品牌化水平。四是完善跨区域劳务协作机制。深化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信息对接、培训协同、权益维护合作，降低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制度成本。

　　（四）以初次分配优化为导向，推进收入制度改革

　　实现“劳有厚得”是共富型就业体系的重要目标。要充分发挥初次分配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基础性作用，让劳动者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和价值提升。一是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重点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确保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二是完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定期发布分职业、分岗位的工资指导价位，引导企业合理确定工资水平，增强劳动者在薪酬谈判中的信息优势。三是深化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实行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完善负责人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联动机制，防止“高管拿大头、职工拿小头”。四是创新技能人才激励方式。推行“新八级”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探索协议工资、项目工资、年薪制等多种分配形式，建立基于岗位价值、能力素质、业绩贡献的工资决定机制。

　　（祁萌，华北水利水电大学2023级博士研究生；李贵成，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本文为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重大项目《共富型高质量充分就业支持体系形成机制与实现路径研（2025－YYZD－13）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