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06周年，清华学子们以“壹（一）柒（起）回清华”为主题，以“扎根”“感恩”“创业”为关键字，采访了多位扎根清华园、心系母校发展的校友。他们是“清华人”，也是创业者；他们讲述着自己的清华故事，回忆着那些多彩的青春岁月。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品读那愈久弥香的“清华缘”，体味那厚重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清华精神。

　　嘈杂的清芬一层门口，脚步声、说笑声、碗盘敲打声汇聚在狭长的门口过道里，所有的言语和声念在门口内外涌动的人流中都变成匆匆的喧哗。叶君逆着门内涌出的人群走到门内站在过道左侧的两幅易拉宝前，“新品脆皮鸭，欢迎品尝；寻找几个亿的井盖广告合作伙伴。”

　　叶君小声地念着上面的内容，“这个有意思”，他推了推鼻上滑落的眼镜，伸手把两块易拉宝拢在了一起，做完这些，他弓着腰稍稍后退了几步，掏出手机拍下了眼前被他强行拉在一起的“脆皮鸭”和那“几个亿的井盖广告”。

图为叶君。本人供图

　　不喜欢新闻的新闻人

　　叶君已经记不起这是他毕业后第几次回校园了，但每一次回校，他都会对着清华食堂的伙食感慨一番。“在学校的时候还感觉不出来，毕业后吃过单位的饭菜觉得校内的饭既便宜又好吃。”至今他还能记得“第七食堂”蒸笼里热气腾腾的包子，那是他每天早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他口中的“第七食堂”也早在前些年被拆除改建成了如今清芬后面那块小广场。

　　2002年叶君第一次踏进清华园的时候对自己即将面临的一切都是模糊的，“我选专业的时候并没有对新闻传播专业想过很多，而是因为我的舅舅他看到电视上那些主持人很风光，他让我选择新闻传播专业我就选了”叶君很干脆地解释道。

　　叶君入学的时候清华的文科院系的数量还比较少，开设的文科课程资源也不如现在丰富，即使这样，叶君仍是经常会花时间去旁听一些其它人文艺术类的课程，他坦言自己并不喜欢被所谓的专业所限制，况且他所选择的新闻专业也并非出于自己的兴趣，“或许我是在所有不喜欢的专业中选择了一个不怎么讨厌的专业。”叶君说道。

　　这种略带一些看似“叛逆”的思考方式让叶君总是在不断地接触非本专业领域的知识，建筑系、计算机系、哲学系、中文系、美术学院……通过这些跨系的学习，叶君也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人文艺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可能本专业对我的教育更多的是专业技术层面，但是归根结底，那些之后带给我深刻思考和启发的，是我在校园内学到那些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各种人文科学或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课。”当时建筑系开设的中外建筑欣赏的课程让叶君印象深刻，在那门课上他见识到了中外众多经典的建筑构造，当然也包括日后令他作为纪录片导演声名鹊起的那个建筑——故宫。

　　2016年3月，一部名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3集纪录片在B站走红，而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正是叶君。“我在自己不喜欢的专业领域找到了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叶君说。

　　不看纪录片的纪录片导演

　　故宫并不是叶君接触的第一个建筑类体裁。2009年硕士毕业后，叶君去了上海电视台担任节目编导，2010年上海举办了第四十一届世界博览会，叶君也跟着电视台拍摄了世博会的一些节目，世博会上不同国家的场馆给叶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世博会结束后不久，叶君就从上海电视台辞职了，他觉得如果不搞金融，自己始终没法从上海这座城市里获得归属感。

　　“家里的人并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会去放弃一个稳定的职业，但我在电视台那种拘束的管理体制下并不自在。”辞职后的叶君去了央视，但在那里，叶君同样面临着生活上的不稳定。“那时自己不能往家里寄钱，自己也没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我自己都觉得这样的生活是挺糟糕的。”叶君说道。

　　2011年，叶君作为分集导演开始跟随总导演徐欢拍摄故宫的系列纪录短片《故宫100》。当时的制片人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老师雷建军，在他的帮助下，叶君得以对故宫有更深入的了解，“雷老师当时带着学生们对各个修复组做田野调查，写调查报告，收集关于各种工艺各个师傅的介绍、历史沿革、来龙去脉等等。”那段拍摄经历为叶君之后的《我在故宫修文物》积累了充足的素材。

　　四年之后，当故宫的题材再次交到叶君手里的时候正值故宫博物院建立90周年，此时留给叶君的也只有半年的拍摄周期和一个5人左右的拍摄团队。

　　叶君带着他的团队在故宫文物的修复现场进行不间断地纪实拍摄。“我觉得我和摄影师的沟通可能存在障碍，因为我觉得自己在专业操作上有些欠缺。”叶君说道。那段时间对于叶君来说并不怎么好受，“人少钱少工期短，天天想着早死早超生。”

　　叶君对作品的要求是十分挑剔的，特别是在做后期的时候，对于不满意的地方他会自己反复地修改。制片人雷建军原本为他找了几个负责后期剪辑的人，但因不满意剪辑的效果，他最后一个人花了三个月时间在新闻学院的剪辑室里完成了所有的剪辑任务。“早上10点进剪辑室开始剪，晚上12点才从剪辑室出来，中间要是剪累了我就会去院门口的长椅上睡一睡。”天气转凉以后，剪辑室便成了叶君休息的地方，他找来一大块洗衣机盒子拆成的纸板铺在地上，自己躺在上面休息的同时电脑里放着《大悲咒》男生清唱版。

　　虽然是一名纪录片导演，叶君平时并不怎么看纪录片。“如果按照目前流行的这种纪录片制作模式，那其实很难让观众喜欢上，叙事模式本身都比较无聊。”叶君希望自己的片子能够颠覆大家对一般纪录片的认识，他尝试着把剪辑当做写小说、写作文的一个过程，“《水浒传》把108个人物刻画的栩栩如生，那我这部片子也要讲十几种工艺，每种工艺都有两三个人物，加起来就有二三十个人物要塑造，借鉴《水浒传》的叙事结构后，就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多线索交叉并进的结构。”

　　后来这部纪录片在B站上的走红也证明了叶君所做的尝试得到了认可，“真要感谢B站上那些90后95后推红了这部纪录片。”叶君说。

　　不逐流的随波者

　　“有人说我是怪人，最近接连出现好几次身边的熟人说，‘叶君，原来我之前根本不了解你’。我还蛮伤心的，我什么也没做啊，只是自然生长了那么多年。”叶君说

　　《我在故宫修文物》走红之后，不少媒体和业内人士都将这部纪录片解读为在倡导“工匠精神”，但在叶君看来，这样的解读显然是曲解了自己最初的创作意图。“我只不过想拍一个思考工作意义的片子，这样才能在大部分观众心中产生共鸣。”

　　在叶君看来，虽然目前工匠精神是一个主流认同的价值取向，但作为一个纪录片的主题思想，它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我们所谓的工匠精神在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看来也许只是常识，我们本来就应该认认真真工作。”叶君说。他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充满了投机取巧粗制滥造的气氛，大家才会说自己的作品是在强调工匠精神。如果把主题理解为是一个人如何面对工作，那就能为全世界所接受了。

　　“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职业，我自己换过几次工作，有很多职业困惑，到现在还是会有，所以就带着自己的人生体验去观察他们。以前也看过一些拍手工艺的片子，但是我不想再重复这样的调调：一群道德高尚的人，做着一个大家都不愿意干的工作，严守着人类最后的微光……”纪录片走红后，一个名为“随波不逐流”的用户在知乎上用3000多字解答了“如何评《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提问。

　　用户名下，有一行简短的用户介绍：导演，代表作《我在故宫修文物》。

　　叶君把纪录片比作是美术上的素描，在它看来，素描记录的东西真实质朴，但很少会有人把它当做终极产品。但那些真正厉害的画家，他们的素描功力又十分的扎实。 “我理解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不喜欢看纪录片，你不能妄图让素描能带给观众多么丰富的视觉体验，我自己也并不会把纪录片就作为之后唯一的方向，我从始至终都不会觉得自己的兴趣在纪录片上。”

　　拍完《我在故宫修文物》之后，叶君自己“失业”了一年，他推掉了大部分来和自己谈合作的投资人，他不想按照惯用的套路去拍出一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未来叶君计划着做一部动画片，一个剧情片，一本小说，一本儿童读物。

　　他希望自己在能够不再为生计去工作，彻底摆脱不喜欢的影视业。（中国青年网通讯员 王子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