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从教多年的教师，我对教育惩戒规则发布的必要性深表理解。近年来，全国各地各个学校中发生的学生矛盾、师生矛盾、家校矛盾屡屡见诸报端，舆论对此极为关注，其中不乏十分恶劣的极端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学校作为教育实施的主体，往往受制于有关规定，较难对违法、违规的学生进行切实处置，因此常常选择“息事宁人”，无法对这些学生进行有效的警示、惩戒与教育。这样的现实背景，为教育惩戒新规的出台提供了不容忽视的民意基础，在某种意义上，重提教育惩戒权也是有关部门对于“治治这些熊孩子”这种社会情绪的积极回应。

　　然而，尽管许多人都在为教育惩戒权的“复苏”叫好，但从个人从教经验的角度出发，我却不禁担忧，这件事可能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简单。想要妥善解决公众关切的教育问题，也绝不是仅靠让教师“放手惩戒”就能做到的。

　　笔者认为，让教师手中的教育惩戒权得以“复苏”，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倘若将教育惩戒视作解决教育问题的“万能灵药”，恐怕过犹不及。在具体的教育实践过程中，惩戒的使用必须要非常慎重，一旦教育惩戒权被滥用，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会远远大于其原本的正面影响。因此，唯有在明确教师的教育惩戒权的同时，对这一权力做出严格的约束，方能确保这项权力能够成为教育问题的解决方案，而非更多教育矛盾的起点。

　　中小学教育惩戒的主要对象，是不满18岁的未成年学生。然而，在这一规则的讨论和形成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却几乎完全是成年人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意见与学生的声音是被相对忽视的。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学生不过是小孩，什么也不懂，然而我的教学经验让我知道：中小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独立自主意识和理性思考能力。此前，教育部、团中央也多次要求各个学校通过加强团队、学生会和社团建设，培养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在这样一项与广大中小学生利益攸关的规则的制定过程当中，社会在听取老师、家长意见的同时，也该倾听学生的意见。学生如何看待惩戒规则中的具体条文？学生能不能对这些规则的具体实施方式提出一些建议？学生的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尊重？想要让教育惩戒规则顺利落实，这些问题都应得到回答。如果我们在制订规则时不考虑学生的想法，那在规则具体实施过程中，很容易就会与学生产生矛盾，而这显然并非相关规定的本意。

　　提起教育惩戒权最主要的“适用对象”，大多数普通人和老师想到的，大概都是那些无法专注于学习，乃至蓄意破坏学习规则、学习秩序的“问题学生”。而究其原因，学生对学习秩序、规则的破坏，往往源于其对学习提不起兴趣，对老师无法亲近，对校园生活的疏离。作业负担重、睡眠时间不足、学校课程安排不合理、考试指挥一切，个体兴趣爱好缺乏支持……这些中国基础教育中常见的问题，都有可能让学生产生负面情绪。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仅仅依靠教育惩戒，恐怕只是“隔靴搔痒”，很难导正这些学生的心态，让他们真心实意地投入学习。对于这样的学生，学校和老师还应力求“治本”，且不可因为教育惩戒在“治标”上效果良好，就忽视了深层问题的存在，而这也是教育惩戒权应用中的一大隐患。

　　有人说，最害怕教育惩戒权“复苏”的，是那些学校里的“熊孩子”。然而在我看来，最应对教育惩戒权有所敬畏、有所警惕的，却恰恰是我们这些被授予了这一权力的老师。有权不可滥用，作为教师，我们每时每刻都应告诫自己，决不能把教育惩戒权用成简单粗暴的“大棒”，在具体案例中随意使用，以至于出现“为了惩戒而惩戒”的泄愤之举。

　　须知，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教育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前提。如果缺乏对教育惩戒权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很可能会在师生之间造成一种缺乏互信的紧张氛围，这是有识之士应该深刻关切到的一种可能。我注意到，在此次征求意见稿中，教育部已经将听证制度、申诉制度囊括其中，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肯定的方向。但听证与申诉制度具体怎样操作，其程序正义性如何得到保障，还需更加规范、严谨、明确的表达，如此才不至于被束之高阁，沦为难以执行的空洞条文。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对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是心怀怜惜与仁爱的。“教育惩戒权”这五个字中，真正的核心是“教育”，而不是作为手段的“惩戒”。唯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方能在运用这一权力时，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帮助学生取得更好的成长与发展。

　　孤心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9年11月28日 0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