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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战火空袭中的春节是什么滋味?

发稿时间:2018-02-15 15:06:00 来源: 澎湃新闻 中国青年网

  【编者按】

  1937年11月1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这一年的11月17日,郑天挺先生与陈雪屏、罗常培、魏建功、罗庸等教授最后离开北平,“经天津,至香港,入梧州,取道贵县、柳州、桂林、衡阳而达长沙”,郑先生住湖南圣经学院第三宿舍第八号房。

  由于长沙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当时再次迁校事宜,提上议题。郑先生1月10日日记:“午顾一樵来。一樵新内室为教育次长,今晨方自汉飞归,据云临时大学决迁昆明,请孟邻师先往筹备。”14日:“孟邻师自汉口归,临时大学决迁昆明。”19日:“五时谒孟邻师,谈临时大学迁昆明后,将以周梅荪为总务长、潘光旦为教务长、黄子坚为建设长、胡适之师为文学院长、吴正之为理学院长、方显庭为法商学院长、施嘉炀为工学院长。”24日:“余原定二月三、四日偕同仁同行,昨承孟邻师嘱,乃改定二十六日与矛尘、建功、莘田、雪屏诸人先行。……八时北大开临时校务会议报告迁滇并设驻滇办事处,以余司总务。此次南来,决意读书,以事务相强,殊非所望。”但是到了25日,“四时闻校中得汉口来函,教育部当局于迁滇一事尚有异议,孟邻师决缓行,吾辈行期亦改。”到2月2日,“午孟邻师乘飞机赴港,转道入滇。学校迁滇事连日经师函电商洽,部中已完全同意。”于是,师生分三路入滇。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的春节,是南迁教师度过的第一个新年。郑先生说:“余自有生以来,未尝在客中度岁。”今者不仅是客,更是漂泊之客。但还因为有迁校之事,且郑先生司迁滇总务,这一年的春节,大都是在准备迁徙的状态下度过的。及至2月15日暨正月十六,郑先生与章廷谦、姚从吾、张佛泉等迁滇众人,乘公共汽车往衡阳,经停桂林,又转柳州、南宁、龙州,入越南,经谅山、河内、开远,直到3月1日(正月三十),方抵达昆明。

  1939年的春节,应该属于休息最少的一个。2月18日除夕那天,郑先生上午七时乘车到学校,“讲述一小时”。21日暨正月初三,下午一时半到学校,“授课二小时”。只有正与初一、初二两天全部放假耳。但就在这个春节,郑先生开始玩掷升官图游戏,“连掷数周,余均由正途出身,且官编修、中允、侍读、府丞,均先君之所历”,但最高兴的还是“一次并得状元”,盖“新年必掷状元筹以夺彩为喜”故,所以非常高兴,以致一连几天都掷之。

  升官图

  1940年的春节,由于原总务长沈履辞职,而从梅贻琦校长到各院院长以致三校同事,都希望郑先生担任此职,而郑先生本人极为不愿。此时正好是春节期间,各方面都从旁用力,敦促他就任,至于出现“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留条。但在维护三校合作大局面之下,“为免除校中纠纷、两校误会,不能不作一牺牲”,郑先生同意出任总务长,为期半年(后来一直做到1946年)。这个春节,郑先生应该是过得比较焦灼不安的。

  之后1941年至1945年的五个春节,都较之前为正常。虽是客中度岁,因北大南迁教授多单身,且住集体宿舍,所以年关岁末,都是一起过除夕。且在春节,亦经常游戏,如掷升官图、番叶子戏、搓麻、诗谜、掷色子、博簺、二十一点诸戏,且经常到深夜甚至达旦。这些博戏的背后,虽可以说是春节时节朋友交流、放松娱乐之表现,更应该是与家人分别、万里作客的一种无尽的孤独与寂寞的消遣。

  1945年年底,郑先生回到北京。1946年的春节是在北京与分别了八年得孩子们一起度过的,比较欢快。兹选取1938年至1945年郑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八个春节期间的相关日记,为大家展现抗战烽烟下联大教师们的春节生活。

  一九三八年

  一月三十日 阴历十二月二十九日

  上午读《积古斋钟鼎款识》稿本,完成前日日记。午作书告诸儿,家书第十六号。下午偕矛尘、建功往健身浴室洗澡理发。校门有售灯者,各书吉祥文字及官衔名。有小儿年七八岁,围观,有羡慕意。余购一军长灯赠之,并为之祝曰“愿汝长成为军长”,小儿大乐。晚校中同仁聚餐,到二十四人,除孟邻师夫妇、江泽涵夫妇、李麋寿外,家属均留北平。非乱离之际,除夕不能有此盛会也。余自有生以来,未尝在客中度岁,亦从无除夕元旦不祭祖者,思之惶怃。晚饭后膺中约往度岁,十时半归校。余与矛尘、雪屏、莘田作西洋叶子戏,至五时始散。默祝,然后就寝。

  三十一日 阴历戊寅年正月初一日

  十时起。与孟邻师、杨今甫、叶公超、张佛泉、秦缜略、樊逵羽诸人闲谈。十二时念诸儿必在祭祖上供,小子千里远客,不能礼拜,乃遥望默祝。午饭后与莘田谈治史,遇商锡永承祚。四时检阅《新旧唐书合钞》。姚从吾来谈。六时膺中约食饺子。元旦食饺子,北平旧俗也。膺中、雪屏各出诗谜互猜之,不觉至夜午,辞出,而校门已闭。不得已与莘田、雪屏、建功、逵羽、矛尘复归膺中处,坐候天明,始归。从吾示以去年十一月一日至十日湖南《力报》,有《沦陷后之平津》一文。其述名校情形,有“北大之郑某支柱艰危,为孤臣孽子,忍辱负重”云云。

  二月一日 戊寅年正月初二日

  上午卧寝半日。下午周萸生复、伍叔傥俶来小谈。诣膺中小座。晚公宴膺中、枚荪、叔傥暨孟邻师于三合酒家。十时归。孟邻师谈及得一月十八日天津友人函,称孟心史先生森病逝北平,不胜悼恸。去夏先生以忧国,食不甘味,日益瘦损。初请四川萧龙友方骏诊视,继就诊协和医院。协和断为胃癌,主割治。先生初非之,尝以相告。余以先生春秋高,亦劝之慎重。萧虽中医,而主割治甚力。先生乃入协和,余力不能阻,乃阴请于协和姜体仁、张庆松及德医郑何先诸大夫,能不割治则稍缓。诸大夫均以为然,而主治医亦谓可不割。先生住院两周,精神日健,胃纳亦佳,甚喜。余离平前两视先生于协和,先生以病榻日记相示。虽在病中,不忘吟咏,而无时不以国事为念。有祭祖诗,讽郑苏戡,诗极悲愤伤悯之怀。余南来,闻先生已出院,以为宿疾已疗,作书以贺,久未得复。今日始知已作古人。伤哉!伤哉!先生体素强,年已七十,访友入校均步行。夏间病初起,往协和检查,余劝之乘车,不允,余乃送之往。步履迅健尚过余远甚。私告诸友,谓先生必能速痊。不意余之言不验也。先生治明清史为当代第一,所著《明元清系通纪》《清史汇编》,皆未观成,尤为可惜。余不学,往日所作,颇得先生奖饰。必努力设法续其书,以报知己也。作书致三弟,询三弟消息。三弟九日自香港乘轮赴沪,迄今廿馀日,尚无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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