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大树底下不长草的问题浮出水面

　　唐华俊告诉记者，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农科院组织专门力量对中科院、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等8家院外单位和23家院属研究所进行专题调研，还通过文献查询、出国培训等渠道，了解美国农业研究局、法国农业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印度农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目的只有一个：通过对比分析，查找差距与不足。面对媒体，唐华俊并不回避这些差距和不足，他将问题一一摆了出来——

　　过去4年，中国农科院实施了一项名为“青年英才计划”的工程，但在调研中唐华俊发现，在这个工程中已经备案的青年英才，竟有22%未曾到岗，也有8%到岗后离职。还有一些科学家过于看重自身的学术权威，不注重后续青年人才的培养，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甚至出现“大树底下不长草”、很好的科研基础却无人接班的局面。

　　相应地，青年领军人才匮乏、人才队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不容乐观。唐华俊说，在中国农科院，两院院士平均年龄73岁，正高级职称人员平均年龄50岁，创新团队首席平均年龄52岁，到“十四五”末，该院有近三分之二的团队首席将到达退休年龄。

　　另一方面，该院40岁以下的团队首席仅占7%，而35岁以下青年人才也仅占全员人才队伍的35%，比另一家国字头的科研院所少14个百分点——农业科研青年后备力量不足，一些重点学科领域和方向存在人才青黄不接的隐患。

　　在唐华俊看来，把问题摆出来，也是希望以此来倒逼束缚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的破除，以更大的魄力和勇气为青年科学家培育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当下一个令他十分头疼的问题就是，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不足，而这背后折射的，则是人才管理体制机制的不灵活。

　　根据此次调研，该院科研人员对人才评价机制的满意度仅为43%。在人才激励和薪酬水平方面，近七成的所领导和近八成的创新团队首席认为需要提高工资待遇水平；而在科研条件保障方面，73%的青年英才认为急需配备研究生，排在最需要支持的各项政策之首。

　　唐华俊说，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客观条件的制约，也有主观因素的影响。比如，“有的研究所，钱花不出去也紧攥着，不愿意给聘用的科研人员增加收入，那怎样吸引、留住优秀博士生、博士后？说到底，是对农业人才队伍建设思想认识不足的问题。”

　　每年至少10万元的补贴，能否砸出科研最佳年龄段的最大潜能

　　在中国农科院人才工作会上，该院科技管理局局长梅旭荣，连用了3个“不够”来形容一些研究所对青年人才的“轻视”——“对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紧迫性的认识仍不够到位，优秀青年人才流失隐患的警觉性不够高，推进高水平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的措施不够得力。”

　　他说，一流的创新需要一流的人才，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农业科研院所，需要有一支高水平的人才队伍，但也必须有一支“规模和质量相匹配的青年人才队伍”。

　　这样的队伍，显然不能完全依赖于所谓的人才引进，而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上。

　　当着中国农科院全院研究所领导的面，毕美家说起了那个备受年轻人推崇的研究结论：自然科学发明的最佳年龄是25～45岁，峰值是37岁。要把处于最佳年龄段的年轻人作为培养重点，多给他们提供平台和支持，激发他们的创新潜力，发挥他们的最大潜能。

　　周雪平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也是农科院首次通过全球招聘引进的科研人才。引进当年，他即成就了我国植物保护领域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并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发表了论文。

　　如今作为一所之长，周雪平的眼睛不只是朝向“外面”，而更在意对内人才的培养。在植保所，他为35周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在国内聘请两名“成长导师”，提升其科研能力。

　　而针对45岁以下、拟申报国家杰青或其他国家级人才的青年科学家，周雪平则为其聘请更为重量级的“跨越导师”——3名院士、人才、国家杰青获得者等。目前，该所已为4名青年人才聘请了10名跨越导师。

　　当然，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并非一蹴而就。这也是中国农科院在其60岁生日之际启动《青年人才工程规划》的一大原因。根据规划，该院对青年人才将提供更多“实在”的支持。比如每年10万～50万不等的岗位补助，每年60万～200万元不等的科研工作经费支持，等等。

　　梅旭荣透露，过去2年，该院用于青年英才的科研启动费和仪器设备费达2.8亿元。科技创新工程经费中直接用于引进人才的经费额年均已达1.5亿元。而未来，用于年轻人身上的经费还将更多。

　　今年年初，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刘春明发现一个令人惊喜的变化：所里9位57岁以上的领军专家主动让“衔”，为青年成长腾出空间，7位引进的青年人才和10位自主培养的中青年优秀人才，得以当选为创新小组组长。

　　他说，这背后，除了制度上、经费上的保证，还离不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勇气，以及给年轻人搭台子、压担子的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