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生导师制 各具特色的探索

　　现在，宣布采取本科生导师制的高校已越来越多。科技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同高校的本科生导师制也各具特色。

　　“我们学校的模式是很难复制的。”杨国强在介绍国科大的本科生导师制时颇有几分自豪。国科大从2014年至今每年招收的本科生都不超过400名，而现在受邀列入本科生导师名单的博士生导师已有七八百名。本科生入学后，便可以依据这个名单与导师互选。学校的规定是，每名导师带的本科生不超过4名。目前，国科大所有本科生导师至少是正教授级别，大多数都有海外留学经验或有“国家杰青”、院士等头衔。

　　“国科大有整个中科院的师资力量作为后盾，这些资源是很多大学所不具备的。”杨国强说。事实也确实如此。绝大多数高校的师生比例与国科大是相反的，但这并没有阻止它们对本科生导师制的探索。

　　华北电力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卜春梅介绍，从2002年起该校就在两个学院试行“名师班主任”制度，2006年开始推广到全校。其做法是选聘包括“973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教学名师、“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等高职称骨干教师做本科生班主任。

　　虽然名为班主任，华北电力大学的这一角色设置与其他高校的本科生导师似乎无异，都是重在为学生提供学术和人生规划指导以及生活帮助。不同之处在于，每个班主任要负责一整个班的学生，而且一带就是四年。

　　浙江大学本科生导师制则只在部分学院展开。兰廷蓬所在的经济学院是大三时选导师，而且采取“优导”和“普导”结合的方式。作为成绩在前30%的学生，兰廷蓬可以在学院规定的范围内双向选择导师，其他学生和双向选择未果的同学则由学院随机安排导师，同时学生也有权对学院安排的导师申请调整。

　　与中国类似，在国外，不同高校之间本科生导师制的差异也极大。卜春梅去年年底到英国高校访学发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本科生导师指导的学生非常少，一般是一对一或一对二，而且学校会支付高昂的辅导费。其他高校情况则差异较大，也有一名本科生导师负责带十多个学生的现象。

　　“给本科学生配备导师，还是要考虑高校的具体情况，不能盲目地学牛津、剑桥，只有充分考虑到我们国家独特的历史、国情、文化，才可能起到应有的效果。”卜春梅说。

　　要么不做 要做就一定做好

　　目前外界对于本科生导师制依然有种种说法。但最熟悉本科生导师制实行过程中的酸甜苦辣的，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批高校。它们，同时也是解决问题的主体。

　　华北电力大学的“名师班主任”机制已推行15年之久。执行过程中也存在有的学院给本科生配备“名师”师资不足的问题。卜春梅告诉记者，后来就探索邀请其他学院专业教师补充进来担任“名师班主任”，这样就把全校的师资调动起来，更好地营造了全员育人的氛围。

　　马上就要本科毕业的兰廷蓬，回顾自己所经历的本科生导师制时，希望“一些好的规定要落实”。“比如我们学院规定，导师每月与学生面谈或集体指导不少于一次。很多老师可能没有这么做。”

　　对于兰廷蓬提到的问题，杨国强倒是坦承，国科大本科生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松散”的。对于本科生导师，国科大只要求他们及时回复学生的困惑、疑问，以及在学生的选课单上签字，对于导师与学生见面次数等并不作硬性要求。他也不认为应该对导师做硬性约束：“不应把本科生导师看作幼儿园阿姨，而应看作学生的忘年交朋友。”

　　“有的学生反映，给导师发了好几次邮件都没有回复。”杨国强说，遇到这种情况，国科大的做法很简单——建议学生换导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由于不要求每学期见几次导师，有的学生与导师的交流并不主动。国科大的对策是，“使劲鼓励”学生和导师多交流，让他们从这一机制中有更多收获。杨国强坚信，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靠学生自己，学校要做的就是，为学生挑选好的导师。

　　“所有的做法，都要回到教育的本源。”当科技日报记者邀请杨国强为高校的本科生导师制提点建议时，他说：“有条件就做，没有条件就不要做。如果做，就一定要做好。”在杨国强看来，如果仅仅把本科生导师制当作招生的噱头，毫无意义。（记者 刘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