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以前，北京个人电报业务量最多时每月超300万份，现在是一个月摊不上几份。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工资一二百元，发电报一个字收费1毛3分5；现在，北京最低工资标准是1890元，发电报一个字收费1毛4。电报曾是最快捷的通信手段，如今正快速退出民间视野。那么，还有人在发报吗，又是什么人在坚守？北京晨报记者本周走进了电报大楼，探访京城最后三位“发报人”。再过些日子就只剩两位了，因为三人中最资深的报务员，本月底就退休了。

最资深报务员 白何廷

　　0554 0079 2525 1032就是北京晨报

　　“家有急事，速回”、“儿安好，勿念”、“母子平安”……40年了，白何廷(图中右下)已经不记得发出了多少封这样的电报，每一份惜字如金的电报，都传递了一个家庭的牵挂与急迫。

　　这个月底，白何廷就该退休了，自1976年进入北京电报大楼上班至今，他已在报务员岗位工作了整整40个年头，也是大楼里最后一位资深报务员。年近六旬的他，发起电报来依旧反应敏捷。

　　“我当年学电信专业，19岁就给分配到这里工作，大楼环境舒适，所配设备科技含量高，而且离天安门那么近，我当时觉得自己倍儿幸福。”白何廷介绍，以前学习电报，莫尔斯电码首当其冲，而在他入行时，几乎就不再使用莫尔斯发报。“一九七几年那会，我们用的电报机就已经是类似打字机的外形，键盘也跟现在的键盘没什么差别，而且不再是那种会发出‘嘀’‘哒’声音的老机子，是通过汉字电报码传送信息。”白何廷拿出一本手掌大小、泛黄的册子，随便翻看一页，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汉字，每个汉字下都对应着4个阿拉伯数字。“过去，任何一个报务员都能熟记至少多半本，常用汉字更是背得滚瓜烂熟，你看，‘0554 0079 2525 1032’就是‘北京晨报’。”白何廷笑着脱口而出。

　　手不停歇 一天收发电报十万封

　　白何廷说自己每分钟可以发送三十字的电报，也就是每分钟要准确打出120个数字。尽管大家都是熟手，但在他的印象里，即便到了深夜，电报大楼依然灯火通明。“电报数量太多了，根本忙不过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最高峰时仅大楼一天的收发电报量能达到10万封。”

　　白何廷介绍，在当时，电报大楼是全国电信网中心和主要汇接局，此外，70年代电报大楼还开办对各大城市的报纸传真业务，就是由电报大楼将主要报纸新闻稿件内容传送到各地报社分社，“少则几页，多则几十页，遇上打新闻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白何廷说。

　　相对于传递国家大事，报务员们平日中最常收发的，就是面对公众的私人信息。发电报是有专用稿纸的，跟传统书信稿纸差不多大，需要填写收件人姓名、地址、正文、发件人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

　　以前，家家户户是没有座机电话的，局级以上干部才有，手机更没人听说过。整个50年代至80年代，电报是老百姓与外界沟通最重要的通信手段。那些年，白何廷觉得，电报这东西，大家会永远用下去的。

　　有人坚守 电报不会在京城消失

　　白何廷刚参加工作，就在值夜班时赶上了“唐山大地震”。“电报大楼一时间被挤得水泄不通，传送带上的电报跑个不停。大家全靠电报和震区的亲人联系。”那时候，家家户户最怕听到的话就是“谁谁家，有电报”。“因为电报按字收费，起初四分钱一个字，一封电报内容加地址怎么也得20个字，也就是8毛钱。可那时候大白菜5分钱一筐，一封电报够买一车菜了。而从80年代以后涨到每字一毛三分五，即便大家工资涨了，一封电报开销也不小。所以除非家里有大事发生，否则不会轻易发电报。”人们只要一听说来电报了，不是激动就是紧张，因为电报不是让人大喜就一定是大悲。白何廷发报几十载，送出最多的内容为：火车接站、结婚生子、病逝速归等内容。

　　人们为了节省，对电报的内容可谓惜字如金，这特别考验文字水平，“那时上学，会有专门课程教学生学习如何用最短的语言写电报，有的人用文言文，有的甚至只用一个字。”白何廷感慨道，随着长途电话、移动通信、互联网的兴起，传统的电报业务日益萎缩，“如今电报只有极少的业务量，一年只有几十封。去年有人别出心裁，用电报给几十个亲朋好友发送自己的结婚请柬，也就是图个情怀。”白何廷说，尽管自己马上就要退休，但大楼里仍有两位报务员在坚守，“电报还不会在京城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