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企业家熊新翔的手与电子科技大学校长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并被定格在镜头中时，中国高校接受单笔捐赠的新纪录随之诞生了。

　　“10.3亿元！”这所地处成都的大学，用感叹号宣布了这则消息。时间是2016年9月21日。

　　就在10个月前，单笔捐赠的最高纪录还由泛海控股集团创始人卢志强保持，2015年12月，卢向复旦大学捐出7亿元。

　　随着校长和捐赠人的一次次握手，中国大学吸引社会捐赠的纪录随时有可能刷新。

　　武汉大学在1995年至2004年间获得的捐赠总额为970余万元，2005年至2016年间为11.3亿元。该校的年度捐赠资金在2006年首次突破了千万元，到2011年就已过亿元。该校有7座建筑由校友捐建，后来者再想捐楼就会遇到瓶颈——学校没那么多空地了。

　　武大总会计师应惟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慈善捐赠处于“井喷”的前夜。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在一篇文章的标题中乐观地表示，要“迎接中国高校社会捐赠的春天”。

　　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称，2015年获得捐赠最主要的领域中，教育超过医疗、健康，跃居第一位。而教育领域捐赠额的猛增主要源于高校接收的捐赠。2015年，有12所国内高校接收过单笔超过5000万元的捐赠。

　　“重要组成”与“必要补充”

　　高校基金会的秘书长们正前所未有地为“找钱”忙碌着。南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丁峰在两天内往返深圳和天津，还要在中途起草一份文件，连等飞机时都放不下电话。

　　他任职的这家基金会的年度余额在过去4年里几次翻番。2016年10月，南开获得了建校以来首笔单笔过亿元的校友捐款。

　　丁峰认为，目前高校吸引社会捐赠得以呈上升之势的基础包括，现阶段民间财富的积累到达了一定程度；具有现代捐赠理念的一批互联网“新贵”崛起；以及“文革”过后1977、1978、1979级校友企业家的企业也步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

　　在他的记忆里，各高校教育基金会从未像今天这样忙碌。在2010年之前，这些国内名校多数是在一笔笔捐赠主动找来时，才陆续“被动”地成立了自己的非公募基金会。

　　直到今天，财政拨款仍几乎是一所中国公立大学收入的全部，捐赠收入则可以忽略不计。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高校在2014年获得社会捐赠收入占总收入的0.54%。经计算，2014年获得社会捐赠收入最多的清华大学此项统计也仅有不到2%。

　　国外高校把捐赠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高校只作为“必要补充”，长期关注高校捐赠问题的云南大学教授罗志敏说。

　　他认为，无论主动被动，高校吸收社会捐赠、走向办学资金来源多元化是必然的趋势。现如今财政投入只能保证学校“不饿死”，不能保证“过好日子”。学校要靠政府，更要靠社会。

　　中国正在支持一批大学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大学。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体方案指出，“高校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捐赠，扩大社会合作，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制，多渠道汇聚资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罗志敏认为，鼓励高校从社会汲取办学资源，已经得到国家政策的多次背书。

　　2009年10月，财政部和教育部出台《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只对中央级普通高等学校申报的货币资金单笔捐赠额在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的项目实行配比，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捐赠收入总额采取分档按比例核定的方式，并综合考虑高校地理位置、财力状况等因素，逐校确定配比资金数额，适当向财力薄弱高校倾斜。

　　武汉大学拿到的配比是“五千万以内的100%，五千万以上的50%”。替这所大学精打细算的应惟伟认为，“从增量的意义上来说，捐赠非常重要，配比又是财政拨款中好用的钱，没有将用途定死。”

　　他举例说，原有的薪酬体系比较僵化，同一级教授的工资等同。但人才竞争十分激烈，有校友就用捐款给要被挖走的教授增加年薪，设立“讲席教授”席位。

　　不过，罗志敏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指出，只有部属高校能够享受配比资金的待遇，个别地方有类似办法，希望政策范围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