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被问到那个自己答不上来的问题，33岁的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才意识到，科研圈内存在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

　　他所在的高校，女生数量一直在增长，这也是全国趋势。教育部统计，到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中女生数量连年超过男生。根据中国科协的数据，到2013年我国女科技工作者已经超过了2400万人，几乎要占到全部科技人力资源的四分之一。

　　一次聊天中，另一位教授问王立铭：“咱们两人的学生里，女生男生数量几乎相同；但是在你和我的研究所里，女教授的比例似乎都不到总数的一成。那么，最后没有做教授的女生都去哪里了呢？她们凭空消失了吗？”

　　王立铭一惊。身为两个女儿的父亲，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替女儿们搞清楚，她们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他过去研究的是“果蝇争斗性行为”之类的生物学问题。这次，他找到不同高校的朋友帮忙，发出了国内学术机构性别问题调查问卷。两周内，收到了1600份有效问卷。

　　问卷印证了学术界“消失的女生”现象。67％的受访者表示，女性教授“较少”或“极少”。统计到的超过1000名教授中，女性只占两成。即使是在日常经验中“更适合女性发展”的人文社科类院系，女教授的比例也不超过三成。

　　稀缺不只体现在教授职称上。中国科协数据显示，2013年两院院士中只有5％是女性；长江学者中，女性的比例是3.9％；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中，女性占8.4％。

　　多项研究指出，女性科研工作者出现了“高位缺席”现象——越往象牙塔的顶端，女性越少。

　　从2400万到孤单的塔尖，这之间发生了什么？

　　分岔的路口？

　　清华大学教授颜宁对此深有体会。

　　今年，她去参加瑞典结构生物学年会，印象深刻的一点是报告人中女性众多。而她在国内参与组织的几次国际会议里，想要实现“女性报告者不少于20％”这一国际惯例都是相当困难的。

　　回国后的一次演讲中，颜宁指出，每年参加博士生入学面试，如果纯粹以应试者的成绩、现场表现，“也许我们录取的70％”都应该是女生。在实验室的表现中，女生也从不落下风。但到了求职的时候，分化产生了。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即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阶段，女性锐减。

　　“我慢慢意识到许多女孩子、特别是我自己的学生，并不是没有实力，只是因为社会家庭的共识，因为在某一阶段或主动或被动地必须做选择题，而脱离了她们本来挺有天赋的科研世界，我真的挺痛心。”这位一向不喜欢被冠以“女科学家”称号的女科学家说。

　　她多次倡议，“赋予父亲休产假的权利”，以保障女性科技工作者的事业诉求与事业发展连贯性。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缨专注于女性科研人才研究已经数年。接受她访谈的每一位搞科研的妈妈都表示：生育后满脑子都是孩子，塞不进任何东西。

　　而这时，摆在她们面前的道路开始分岔了。

　　马缨的调查发现，“生命周期”影响了女性科研人员的表现，生育是其中的重要节点。中国女性科研人员平均生孩子的年龄约为30岁。在孩子上幼儿园（大约3岁）之前，孩子的照料任务主要是由女性承担。

　　这似乎是生理上无法避免的。等孩子上了幼儿园，女科研工作者们仍然可以选择回到岗位上，“把时间安排好”，继续科研路。

　　而实际上，生育只是漫长家庭生活的开端。马缨调查显示，35岁之前，女性科研人员论文数量与男性同行差异很小。而36岁开始，女性开始落后，直到50岁与男性开始拉开显著的差异。

　　天文学博士后杨景（化名）觉得，相对于那些涌向职场的女同学，一直没离开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自己算是幸运的了。

　　她面临着博士后出站、争取编制的压力。但目前看来，这种压力不会因为性别而比其他竞争者沉重多少。毕竟，衡量科研工作的标准很现实：论文发表篇数多少、期刊影响因子高低、参与项目大小。男女都一样。

　　杨景的好友里有一位新晋妈妈。生育对于她来说，“基本意味着两年没有了”。备孕，哺乳，照顾宝宝，每一项都牵扯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时候，星体如何运转只能扔到脑后，最大的学术难题是如何止住小家伙啼哭。

　　杨景的导师中不乏“兼顾家庭和事业”的女性楷模。她觉得，那些生育后学术上放慢步伐的女性只是不够“努力”去平衡。当然，这也并不可耻，因为“每个人追求的幸福”并不一样。

　　马缨的朋友中就有一对夫妻，同年毕业进入同一家科研院所，如今双双年过四旬。丈夫是学院的领导和一个重要项目的负责人，妻子则从事科研辅助的工作，不在科研一线了。

　　“当年你成绩还好一点啊，后悔么？”马缨问她。她则笑着表示，有家庭生活很满足了。

　　杨景也不知道自己将来如果结婚生子，会不会也像很多女性前辈一样步步后退。她身边有更多女同学，甚至毕业后再没进入科研一线，而是直接从事了科研辅助工作，“稳定、方便照顾家庭”。

　　科研世界里的女生们没有消失，她们只是逐渐隐形了。

　　在王立铭看来，仿佛每个人都做出了当下最合理的选择，这种个人选择也值得尊重，但更大的不合理因此发生了——“这个国家失去了一半人口的科研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