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衣服有人陪逛街，选衣服有人管搭配。找陪购很方便，不就是几百块钱的事儿嘛。”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的服务群体——陪购师，他们年龄大多在30岁左右，以“陪人逛街”为职业。

　　不论是品水师，还是网络主播，抑或陪购师，每一种新兴职业的出现，都是市场需求发酵的结果。陪购师将技术活和体力活合二为一，既为雇主提供周到细致的购物引导和信息服务，也承担陪雇主聊天、帮忙拎东西等附加服务，看似光鲜亮丽，实则甘苦自知，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玩着玩着就把钱挣了”。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指出，传统社会依靠成员们高度的一致性、共同的归属感来维系，是“机械团结”的社会；现代社会成员间的差异日益增加，却通过分工合作相互连接在一起，构成了“有机团结”的社会。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专业化，一些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职业不断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作为一种“分享经济”，陪购师用自己的消费知识、经验和劳动、技能，为他人提供社会支持，这样的“花钱买服务”，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价值认同。对于陪购师来说，这个职业不仅能够得到外在性的现金酬劳，也会得到内在性的报酬，即通过陪逛扩大了社会交往，赢得了雇主的尊重和信任，从中发现了生活的乐趣、实现了自我价值等。

　　与社会分工的精细化相比，陪购师的规范化却明显滞后了。作为一种新兴职业，陪购师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从角色权利上看，“陪逛协议”的缺失，很容易引发消费纠纷；从角色义务上讲，陪购师的工作目标没有明晰界定，工作绩效很难衡量；从角色规范上说，由于缺乏“准入”及“退出”机制，陪购师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可能会影响顾客的财产安全，甚至造成隐私泄露。

　　对于有着“选择性综合征”的女士和“逛街恐惧症”的男士以及路形不熟的外地人来说，陪购师都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只不过，当他们在享受陪购师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需要未雨绸缪，与陪逛员签订隐私安全、财产安全等相关协议，以保护自身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面对陪购师这一新生事物，一味的“捧杀”和“棒杀”都是不足取的。作为社会分工精细化的产物，陪购师如何实现规范化，使得人们享受其在促进社会就业、便民利民等正外部性的同时，规避其在财产安全、隐私风险上的负外部性，才是我们应有的理性态度。（摘编自9月19日《青海日报》，原题为《社会分工需要精细化也需要规范化》 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