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一则由清华大学液晶大楼物业服务中心发布的“警情通报”在网络上热传，引发网友关注。通报称，8月29日晚，中关村派出所110接报，清华大学一老师被冒充公检法的人电信诈骗人民币1760万元。记者向海淀警方求证属实，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具体情况还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通报。 （8月31日《长沙晚报》）　

　　如果要评选奥运会后舆论场中的热门词汇，“诈骗”无疑是其中之一。只是，从包括徐玉玉在内的多位大学生学费被骗，到这次清华大学教师被骗千万，那些将被骗原因推给个人贫困或智商的论调，应该可以休了。

　　堂堂最高学府的教师也会被骗，且被骗的还不是一万两万，至少戳破了人们对于诈骗的认知幻象。一来，被骗与否，真的与个人“智商”和身份没有直接关系；二来，在“骗子”眼中，下手目标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利益考量。

　　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接到诈骗信息的人数高达4.38亿。而目前在我国从事网络诈骗产业的人数至少有160万，“年产值”超过1100亿元。从中不难发现，诈骗已经非简单意义上的个人偶然作案，也非专门针对某个人群，而是呈现出企业化、产业化、大撒网的特征，并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涉及个人信息安全、电信安全等多个领域。面对这样一张高度专业化和普遍化的骗术网络，如果仅仅只是苛求个人提高警惕，显然无异于缘木求鱼，也削弱了公共部门对于防范和惩治电信诈骗犯罪所应该负起的责任。

　　电信诈骗精密化和普遍化的背后，是社会治安和秩序维护的新转向。过去，谈到社会治安，我们侧重的多是传统意义上的安全秩序与街头暴力。但在信息社会，对于社会安全秩序的冲击更趋精密化与隐蔽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就体现为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的诈骗。但目前无论从公共治理，还是从社会观念来看，对这种转变的认知与行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滞后。

　　电信诈骗在很多人看来仍仅是只能骗骗“智商低”的人的小伎俩。所以，在社交平台上我们乐于转发那些“把骗子骗得想哭”的段子化信息，当诈骗发生后，我们习惯将之视为是受害者交的“智商税”。类似潜在的社会心理，一方面消解了骗术的真正危害和防范难点，另一方面也降低了社会对于骗术的预防。一些人所谓的“防骗宝典”，不过就是信奉不再相信任何陌生人。然而，且不说这种思维的潜在危害，单就说对于陌生人的界定会因时因人而异，其实际效果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电信诈骗本质是信息社会的犯罪。要从根本上遏制这一犯罪的蔓延，只能依赖于公共防治网络的缜密化。这既包括对于犯罪行为的精准打击，也包括相关预防体系的建设，比如信息安全的保障，安全责任的落实，防骗教育的跟进。由于这一犯罪所牵涉到的诸多领域的失范，要治理好这个问题，仅仅依靠公安部门是远远不够的。（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