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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否需要规则?
发稿时间:2015-07-01 15:00:52来源:北京晨报作者:周怀宗中国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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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考作文的讨论余音依旧未尽,“优秀作文”、“零分作文”、“满分作文”的话题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而在大洋的另一边,一则作家关注小学生写作的新闻也引起了世人注意,有报道称,英国三十多位著名作家给教育部写了一封公开信,指出,“小学老师对学生的作文指导过于重视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句式,毁坏了孩子们的创意写作”。

在今天,文学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边缘化,这已经是许多人公认的现象,然而,不论中外,人们对于写作和写作教育的关注却并未减弱。是什么原因让写作被人们如此重视?写作又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

该教给孩子什么

教育无法培养作家,或者说无法培养最优秀的写作者,并不意味着教育没有意义,而是方法出了问题,应该改变写作教育的观念,真正挖掘出每一个人身上最灵动的创造力。

哲夫说“教育当然有必要,首先一点,一个人要先学会认字,不认字也就谈不上写作,这是最起码的基础;其次,教育当然不限于认字,更重要的是,培养出一个人自由创造的能力,去按照自己的特点,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表达和写作方法。我有一个朋友,很早就开始教写作,他们创造了一种自己的方法,在认字之后,不忙着让学生去遣词造句、去写作文,而是让学生们讲故事,群策群力,大家一起把一个故事编完满,这样的训练,目的是激发孩子的想像力、创造力,编织出一个故事的框架、填满内容,然后还要用好的方法表达出来。”

正如英国作家们担心的,复杂的造句技巧、严格的写作规则,其实并没有真正训练出一个人好的写作能力,而是相反,哲夫说“从小让孩子们按照固定的套路,做那些非常复杂的造句、写作,套上模板,加以规矩,不符合规矩的,超出模板的,就被认定为不合格,这是非常糟糕的方法,它不是去开发孩子的想像力,让孩子自由地创造,而是在扼杀想像力和创造力”。

许多时候,创意本身就意味着标准答案之外的答案,问题在于,人们一边高喊着创意制胜,一边又在扼杀创意的能力,哲夫说“应该给天赋的成长留下空间,写作教育应该是让孩子们自己学会填空,去填上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替孩子们填空。事实上,填鸭式的教育恰恰是把创意的空间给填满了,最终让孩子们的天赋没有了生长的可能”。

这是一种坏的方式,哲夫说“从小就是乖孩子,长大了也必然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写文章也自然循规蹈矩,不敢稍微逾越。这样生活在固定框架中的人,怎么可能有创造力呢?”

写作应该自我养成

不是每一个人都想当作家,甚至,语文和写作教育本身,也并不是为了培养作家,但是每一个受教育的人,基本上都要经历写作的培训,因为写作,并不仅仅是为了文学创作,也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和交流,它还承担着开发想像力、创造力等许多的功能。

因此,写作的教育就尤其重要,著名作家哲夫说“语言文字是一种交流工具,人们生活在社会中,时时处处都要使用它,而如何把语言文字进行更好的排列组合,这就是写作,也是一种创造”。

既然是创造,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哲夫说“就好像武术一样,套路虽然好看,但没什么实战的作用,像李小龙那样去创造最合适自己的武术,才是好的方法。写作也一样,文无定法,每个人可能都有适合自己的,不可能强求一律。强求一律的坏处,会把人的天赋、灵性埋没,最终毁坏人的想像力、创造力。”

写作如此重要,因此对于如何写作的教育也就尤其被人关注,哲夫说“每个孩子都有优点,有灵性,教育应该去挖掘这种灵性,让它自由释放出来,倘若先挖好一个渠,所有人都必须在这个渠里顺流而下,才能在社会评价中获得肯定,一旦离经叛道,就要付出代价,甚至考中学、考大学都不可能,那就很麻烦。”

事实上,真正的作家,大部分都非科班出身,哲夫说“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年轻时上学很少,很多都是从事写作之后再去上学,比如莫言,他本身也没有受过什么系统的写作教育,他是在成名之后再去上的学,也就是说,他其实并没有受过学校写作教育的束缚,没有经历过那些从小就要做的复杂的造句、分析、写作训练,而他本身又是一个想像力极其丰富的人,这种想像力没有被扼杀,因此,他能够写出很多语文教育培养起来的人所写不出来的东西”。

作家如何承担社会责任

和英国的作家们呼吁改变教育方法不同,在国内,作家们更多时候习惯了沉默,而发出声音的更多是学者。

作家自然也有社会责任,但是作家承担社会责任的方法,是否就只有写作一种?哲夫说“并非如此。作家承担社会责任的方法很多,事实上,世界上最著名的大作家、大文豪,很多都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比如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托尔斯泰甚至把自己的庄园捐给穷人,自己去做乞丐,同时,他们也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并且在社会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努力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事实上,作家往往是最容易发现社会问题的人群,哲夫说“作家是最敏感的人群,他们是社会的晴雨表,总能最早发现问题,同时,一个好的作家,也必然是思想家,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观点”。

那么为什么国内的作家,对于社会问题的声音却如此少呢?哲夫说“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我们的许多作家,在今天还认为,作家就应该以作品说话,不应该也不必要对那些公共事务、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就好像莫言,几乎很难看到他对社会问题发表看法,但是如果读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其实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但这并非是作家的责任,哲夫说“我们的社会,从传统时代开始,都是不提倡也不鼓励作家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的,作家们写作,用作品说话,而对写作之外的方法全不理睬,也插不上嘴。作家嘛,就应该好好写作,说那么多干吗?这样的观念不仅普通人有,作家也有。我写环保文学,就有朋友曾说,不要写这个,这不是作家关注的领域。这样的文化传统和观念,其实是等于把一批最敏感,而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群误导了,边缘化了,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加以改变”。

改变文化传统的暗示

文化传统、社会习惯、教育方法,无不把作家置于社会问题之外,一直都有批评者认为作家关注社会太少,但这样的结果,并非作家的原因,而是有更普遍的传统所致。

哲夫说“从古至今我们把作家都推到一个闲置的地位,结果之一,是人们不看作品,就不知道作家在想什么;结果之二,是作家们越来越小众,甚至圈子花,只有小众的人、圈子内的人能看懂。这样的状态,人们当然也就更加不会关注作家在想什么”。

而且,这样的传统不仅仅只对写作者有效,哲夫说“许多坏事,起初都是因为没有人说,而变得积弊难返,最终变成社会问题。但我们的文化传统、教育传统、社会习惯却都在鼓励这种不说话的态度,比如说教学生,讲究师道尊严,小孩子不允许反对老师,不允许看见什么就说什么,一旦说了老师就不高兴。社会上,讲究的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因为说真话的代价太大,老师不喜欢,上司不喜欢,甚至朋友亲戚都不喜欢,这样的文化暗示、心里暗示,无不在告诉人们,沉默是金,糊涂是福。”

但这并非是一个现代社会应该有的状态,哲夫说“中国文化应该有一种新的风气,比如扬弃那些不好的传统,让小孩子从小学会说真话,学会说十分话,而不是只说三分,我们应该告别那种谎言中的生活,不从谎言中走出来,我们的社会,就还不算是一个完全良性发展的现代社会”。

诚信、真实、坦诚——这些看似普通的词汇,却总是为难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哲夫说“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分子,只有每一个分子强大,社会才会强大。而要变得强大,就要确立人的尊严,让个性能够自由飞翔,让人的天赋能够充分发挥,让每个人的灵性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责任编辑: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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