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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松林:若无新变 不能代雄
发稿时间:2015-06-09 09:30:00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耿显家中国青年网

QQ截图20150609092838

霍松林,1921年生于甘肃天水,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国著名古典文学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历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名誉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等。其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尤以文艺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最有成就和特色,代表作有《文艺学概论》、《诗的形象及其他》、《西厢记简说》、《唐宋诗文鉴赏举隅》、《历代好诗诠评》、《绝妙唐诗》、《唐音阁论文集》、《唐音阁诗词集》等。

“我追求的学术品格是:希望自己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中,做到求真求是、学风严谨、不盲从、不随波逐流,始终不偏离这一学术‘政治方向’。如果知识很渊博,却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和论著,那就是有知无能,也就是古人讥笑的‘两脚书橱’,对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不到重要作用。”

霍松林先生道德文章蜚声学界,其学术成就与治学思想,集中表现为求真求实的创新开拓意识;坚持真理、百折不挠的学术品格;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兼擅的名士风范。先生视教书育人为首任,以教学拓展研究,以研究促进教学,其传奇的人生经历、勇于探寻真知的学术之路,不断激励后学奋发图强,勇攀学术高峰。

近日,记者走进先生书房“唐音阁”,只见书桌上方悬挂着于右任先生慈眉善目、银髯飘飘的画像和书法作品,桌上摆放的《唐音阁诗词集》中有多首吟颂于右任先生的诗词。其中,《访于右任先生故里》中有云:“爱国热忱燃笔底,诗豪草圣冠群伦。”这虽是吟颂于老之句,但若来形容先生本人,也未尝不可。

境界高方能出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一生充满传奇,年少时有“神童”之誉,被于右任先生称为“西北少见之青年”。这是否得益于您良好的启蒙教育?

霍松林:一个人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对个人影响深远,甚至是终生的。我很庆幸在记忆力旺盛、求知欲极强的童年时代,接触到了我国先哲先贤留下的中华文化经典,博览而为己所用。这些知识养分为我后来成才和做学问奠定了坚实基础。

家父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是清末秀才,后来进陇南书院深造,受到进士出身、以品学兼优驰誉陇右的任士言山长的赏识,他对父亲在写作方法、治学门径等方面给予谆谆教诲。科举制度废除后,父亲回乡教书、种田、行医。当时,村里一所初小整天教娃娃们朗读“大狗叫、小狗跳”之类的俚语,父亲认为这是一种“误人子弟”的教育方式,没有让我读那所初小,而是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家里教我。先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主要是认字;然后循序渐进,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幼学故事琼林》、《诗经》、《子史精华》、《古文观止》、《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等。他的教学方法是:教认字,形、音、义讲清楚;教书法,摆正姿势、正确执笔运笔,学会分析字的间架结构;讲文章,不仅说明大意,还要讲清层次结构,理清作者思路;讲诗词,则说明如何调平仄、查韵书,掌握诗词格律;读诗词古文,要求眼到、心到、口到,吐字清晰、反复吟诵、声出金石,以领会其格调声色、神理气韵。

父亲强调熟读背诵,其理由是:人的幼年记忆力强,多熟读、背诵一些名篇佳作,一辈子受用无穷;熟读可以提高理解能力,古人所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均为经验之谈;记忆力用进而废退,经常背诵一些东西,记忆力就不断提高,反之则衰退。当我一个人被关在家里反复背诵古书时,当然闷得慌,对父亲有埋怨情绪。但现在回想起来,早年的“死记硬背”使我终身受用。启蒙教育使我养成了背书的习惯,也积累了一些背书的经验,记忆力不断增强。

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现在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根本原因是人的精神境界问题。我国古代许多文学经典是为人、为学、为事之作,也许我们可以从中悟出一些道理,学到一些做事的方法。一个杰出的人,他的思想境界和眼光一定是“前进的”,这反过来决定着他的行动。《易经》里透射着的“尊重规律,把握分寸”的朴素道理,《论语》里闪现出的“孜孜以求,不知为不知”的求知态度等,无一不是成为杰出人才的条件。当一个人的思想境界达到一定高度,他主观上就会不断追求进步、图新求变,态度上就会端正,目的也比较纯正,那么,他个人事业成功的几率就会更高。重视国学,充实中华古典精粹修养,这也许是破解“钱学森之问”的锁钥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读书也是一门学问,如何才能将书读“活”呢?

霍松林:小时候,父亲有一本讲治学方法的书,名为《先正读书诀》,是任士言山长特意赠他的,他看得很珍贵。这本书直到我读初中后,父亲才交给我,并把他最受益的东西概括成几个要点,要我照办。其中重要的有这么几点:一是既要精读,又要博览;二是读书、阅世、作文相辅而行;三是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这几点,我至今认为是有规律性的东西,不宜忽视。

知能并重 不做“两脚书橱”

《中国社会科学报》:“古典文学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社科名家”,您最在意哪个头衔或荣誉?

霍松林: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一个学者,坦率地说,我从心底里希望自己这一生在教书育人、学术科研、文学创作等方面均能取得一点成绩,并且能够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准和高度。文艺理论研究是专攻,古典文学是爱好和主要教授的课程,写诗填词、练书法是业余爱好,也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我取得的这点成绩,得益于小时候打下的基础,得益于自己的专注和坚持,也得益于老师的启发和同事们的帮助。国家与社会给了我很多荣誉,我既心存感激又受之有愧,希望通过余生努力达到社会所期待的学术高度。

要说最在意的荣誉,那便是1989年人事部、教育部等部委联合授予的“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牌。我这辈子主要的工作是教书育人,国家颁发的这种荣誉称号,是对我工作的极大肯定,又激励我不断努力,勇攀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理解素质教育?

霍松林:对学生的培养,言传重要,身教更重要。我非常强调学生的品学兼优和知能并重。在教育过程中,我首先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做好表率作用。这也是我几十年来学术研究的动力之一。自己出不来成果,有什么资格要求博士生写出高质量的论文呢?

指导学生,尤其是指导博士生,我要求他们做学问必须多动笔写论文,还应该兼搞创作。要出成果,就要不断研究、不断写作。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人,还应学会运用传统文学样式进行创作。有创作经验、创作甘苦,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为讲课和做研究打好基础。如果知识很渊博,却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和论著,那就是有知无能,也就是古人讥笑的“两脚书橱”,对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不到重要作用。

学文科的人,往往以学理科方面的课程为额外负担,不愿多下苦功,这是不对的。文理渗透好处多多,仅就培养思维能力来说:读文史哲著作,可以使思路开阔、思想活跃、想象丰富;学好数学、物理等理科方面的课程,则可加强思维方法的科学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还应有较好的阅读能力,能够借助旧注(而非今人用现代汉语作的新注),基本读懂先秦两汉以来的古籍。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学习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和文化史等;更需通读若干部重要古籍,包括原文和注疏。我认为,博与专二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合起来就是“通”。我总对学生们强调:要拓展广博的知识领域,由广博走向专精。强调品学兼优、知能并重,也可以算作一种素质教育观吧。

诗中应有画 彩笔着意挥

《中国社会科学报》:博学多能是您从事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您自己怎样看待这些研究领域?

霍松林:我的学术研究分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主要集中在古代文学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在文艺理论、古代文学等多个领域均有涉足。唐宋文学,尤其唐诗,是我几十年来最关注的领域,其中,对杜甫和白居易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代表性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名文艺理论家,您开创了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先河,编撰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文艺理论教科书——《文艺学概论》,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不断创新,硕果累累。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时,您还荣获中国作家协会“抗战时期老作家”称号,被颁赠“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奖牌。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道路?您追求的学术品格是什么?

霍松林:我写过一首诗:“水碧山青白鸟飞,百花处处斗芳菲。人间应有诗中画,彩笔还须着意挥。”文学创作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创作意识,自觉从社会生活、工作实践中发现描述对象,从中汲取养料并及时创作出来,集腋成裘、积少成多。作为一名文学创作的实践者,我一贯主张既要关注重大社会事件,也要关注富有个性的事物。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文学科面临凤凰涅磐的重生之机。新时代需要新的文学和文学理论。1951年初,我赴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到校伊始,便承担了文艺学、现代诗歌、现代文学史三门新课的教学。在参考资料极少的情况下,只能边学边教,自己动手,拟出提纲,一节一节地编写讲义。我作有杂咏十二首,其中的“新苗老树竞开花,万紫千红胜彩霞;雪虐霜欺成昨梦,春城春色美无涯”,则代表了那一时期的心境。

我始终认为文艺有其客观规律性,内容可以有阶级性,但义理具有独立性。知识分子、学者要有自己独立的探知性格,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中,我个人信守“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格言。回首70余年来的创作和研究生涯,我得到的体会主要有三点:第一,在学术研究中追求真理,既要刻苦钻研,更要敢冒风险;第二,创新应以求真求是为前提,新见必须是真知灼见;第三,有感而发。不论搞诗文创作或者写学术论著,均在求真求是的前提下力求探奥抉微、别开生面。

我追求的学术品格是:希望自己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中,做到求真求是、学风严谨、不盲从、不随波逐流,并始终不偏离这一学术“政治方向”。

余事亦须卓然自立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常说,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水平的高低,与他的师承关系很大。您在学术上取得了不俗成就,这是否与您在求学过程中一些“贵人”相助有关?

霍松林:当然有关。坦率地说,我是个幸运儿,但是我还想指出的是,首先你自己必须突出、有潜力,这样机会才会光顾你。

1945 年,我以兰州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中文系名师云集,胡小石、柳翼谋、朱东润、汪辟疆、罗根泽、陈匪石、张世禄、吴组缃等一批著名学者在那里任教。胡先生和柳先生既是国学大师又是大书法家。胡先生讲《楚辞》时旁征博引、妙趣横生;谈诗的时候,边谈边写,甚是潇洒。他的书论、书法对近代书坛影响也很大。柳先生的楷书融北魏楷书与唐楷为一体,风格独特,透露出浓厚的书卷气息。罗先生给我讲过“中国文学批评史”;汪先生给我们讲“历代诗选”,我还选修过他的“目录学”,平时向他请教最多。受汪先生的熏陶,我确立了“知能并重”的治学思想:研究者只有自己搞过创作,并有足够心得,才能深刻领会并研究别人的作品。

格外幸运的是,我在汪辟疆、卢冀野诸业师的介绍下,认识了当代“草圣”于右任先生。由此开启了诗词书法学习的重要阶段。

责任编辑:王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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