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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青年的人生轨迹变迁:你是大城市的过客吗
发稿时间:2015-05-25 08:59:02来源: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

图片来源:网络

“你是贵州人,还是广东人?”对“80后”王佳(化名)来说很简单的问题,她的孩子却可能已经答不出了。

王佳是2亿多农民工的一员。今年2月,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发布,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亿人。

中国城镇化进程已迈过50%关口,这背后,是无数打工青年人生轨迹的变迁。近日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讲述新工人的故事,反思个体、群体和社会的现实与未来。“票子”、“房子”与“孩子”,这些当下青年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新一代青年农民工眼中,又有着怎样的解读?中国青年报记者探访书中主人公,为你勾勒答案。

“票子”:平均月入2864元,有人希望“买宝马”

从1998年到2015年,王佳的17年几乎都在东莞度过。

王佳老家在贵州遵义的农村。初中一毕业,她就瞒着家人,和5个同学一起来东莞打工,一直在东莞各个区镇间辗转。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每个月拿250元就很高兴了。”刚到东莞的王佳没有经验和学历,等待她的只有低回报的体力活。从1998年到2003年,王佳先后在印刷厂、塑料厂、电子厂工作过,月工资也从最初的250元慢慢升到1500元。

2003年,她用打工攒下的钱远赴黑龙江学日语,之后又回到了东莞。“因为我对东莞最熟悉,找工作也不再局限于体力活。”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现在,她当上了车间小组长,月工资3500元,扣掉住房公积金和社保之后,还能剩下约3200元。

王佳的收入没有“拖后腿”。据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年2月发布数据,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2864元。和她相比,离开老家河南、到江苏打工的 张占波,则在平均线上下“挣扎”。

这个生于1983年、曾在矿山拿3000元月薪的青年,现在在苏州的电器厂拿1900元月薪。他租的房间约7平方米,月租金260元。“感觉一个月存上200元就不错了,压力太大了。”

“相对于这样的收入水平,80后和90后的打工者的消费欲望,是非常高的。”长期研究打工者群体的NGO“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志愿者、《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作者吕途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她印象最深的是张占波的梦想:“别人开宝马,我们也可以努力有钱去开宝马。我说不上来怎么样才能挣到钱开宝马,但是我觉得有可能。”

“他不吃不喝几十年,也不一定能买上宝马车。为什么一份更高的工资不是梦想?为什么建设一个健康的家庭不是梦想?”吕途分析,“对青年一代打工者来说,宝马可能代表的不只是一辆汽车,还代表了成功、地位、品味乃至社会认同等等符号。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眼里,消费已经不止是为了满足需求,还是为了满足面子、攀比的欲望。”

《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作者吕途,曾走进江苏某市的多家电器企业,和工人们吃、住、工作在一起。她讲述经历时,常得到青年打工者的感叹:“我在厂里工作时感觉不到,听她一说,一下子很有触动:‘哦!原来是这样的!’”

流水线工人什么样

我在第一家电子厂的岗位只有一个动作:把手指形状的标签,贴在电脑屏幕的前框上。我算了一下,8个小时内,我贴了2620个,平均每个11秒。

标签上的手指一定要指到电源开关的标识处,不能太近、不能太远、不能斜。虽然简单,但在流动的生产线上,跟着移动的产品快速贴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一开始,我贴出了很多不合格产品,都得返工。我就很紧张。

房子:城里买房“付不起”,老家建房“住不上”?

“成家”,是苏浩民最心心念念的事,也是他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

苏浩民来自湖南新化县,现在苏州的一家模具厂打工。在此之前,他先后在东莞、深圳、北京工作过。离开北京时,他和当时的女友分手。

“结不了婚让我很苦恼。”苏浩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将来想回老家生活,但是在苏州和老家都还没找到合适的对象。”

他认为打工过的这些城市只适合工作,不适合生活。“因为房价太高,买不起房子。”

面对大城市的高房价,苏浩民的选择和成百上千的青年打工者一样——在老家建房。2014年,他用自己多年攒的钱、父亲的资助,加上借外债,盖起了新房。“这是我这些年来最大的成就。”从此,他的工资要用来为房还债。

吕途分析,对于正在存钱盖房的打工者来说,其他的消费都要被压到最低。“虽然有的工友的月结余比例比较高,但是他或她一旦盖房,就立刻进入负债状况。”

吕途认为,这种“打工者在老家买房、自己长期漂泊在外”的现状相当常见,是一种“加和为零”的游戏:“当房子和居住地长期分离的时候,房子存在的意义大打折扣。城镇化在大步推进,在农村盖房子的人后悔了,在镇上买房的人又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了,想在县上买,却已经买不起了,一辈子辛苦挣钱,就是为了买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房子?”

一些“80后”青年打工者告诉记者,传统上,买房子是为养老,但是,因为自己的子女将来必定不会在老家谋生,等老了以后,也许仍会面临“无法养老”的问题。

对于回老家之后的生活,苏浩民还没有明确的规划。“如果40岁之前能回去,就在老家找点别的事做;如果50岁才回去,就打算学一门手艺,用手艺谋生吧。”

买房问题,也折射着部分青年打工者的消费观。

吕途认识一位“90后”打工者小尹,他在一家汽车制造厂工作,工资一个月2000元左右。他在网上申请摇号,入住了重庆市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小区,租金加水电费合计约每月600元。

吕途曾去过他家里参观:“印象很不错,约30平方米。厨房和厕所都是原本就装修好的,他自己买了家具、装了木地板,花了2万多元。”

按照政策,租满5年后,小尹就可以购买这间房。在旁人眼中的“幸运”,却被这名“90后”弃如敝履。“我问他:‘将来是否会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他很吃惊地看着我说:‘我如果买房子就表示我要结婚了,我怎么可能满意这样的房子?别人都住别墅了,我却住廉租房。太没有面子了。’”吕途回忆。

孩子:缺少“家庭生活”的一群

每近年关,当今青年一代在网络上宣泄“过年回家遭长辈逼婚”带来的苦恼,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王佳的上一任丈夫和孩子,就都是“逼婚”带来的。

2007年时,她26岁,“家里人已经非常着急我的婚姻大事了”。2008年,经朋友介绍,她和上一任丈夫开始了用短信、电话撑起的“异地相亲”。

2个月后,介绍人就带男方去见了王佳的父母。王佳的回忆是:“大家都觉得可以。我父母说我们年龄也差不多,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回双方家庭都蛮方便的。”但直到此时,两人还没见过面,甚至都没视频聊过天。

在双方家庭的催促下,他们于2008年10月“闪婚”,很快有了孩子。但王佳长期工作在东莞,丈夫在遵义市里工作,孩子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生活在三地的他们,组成了“没有家庭生活的家庭”。

王佳对此很苦恼,又无法放弃城市的打工生活:“当时如果我回去带小孩,只靠老公不到2000元的工资,也就够房租、水电和基本生活费,再过三年五载,还是没钱。如果有一天生病住院,几千元的押金都拿不出来。”

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终,自己还是选择了离婚,留在城市。现在,她也组建了新的家庭,夫妻两人都在东莞打工。

对于王佳这样的青年打工者遭遇的“逼婚”问题,吕途认为:“青年一代的外出打工者,在多大程度会屈从于父母‘以爱的名义’的强迫,不取决于子女对父母的爱有多深,而是取决于青年对自己未来定位的认识。”

她分析:“如果农村青年未来的定位在城市,那么恋爱、结婚对象是否来自同村或者邻村,就不那么重要了。青年打工者屈从于父母的强迫,大多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和自信。当自己都很迷茫时,听了父母的话,至少可以避免自己的错误决策可能带来的责备,避免失去父母和老家这个‘最后的庇护所’。”

王佳现在确定,自己要在东莞定居。“这里工作机会多,生活方便。老家各方面都不如东莞,回去之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2014年,再婚的她有了孩子。但夫妻俩没有把孩子留在身边,而是送回了丈夫的老家。孩子成了一个新的“留守幼童”,由爷爷奶奶照顾。

“如果将来条件允许,肯定要把孩子接到身边。”这是千千万万个王佳的梦想。但是,已被父母带到城市的打工者子女——“00后”们,会比留守儿童更幸福吗?

2014年,吕途对北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皮村同心实验学校5年级的学生做了社会调查。在学生的烦恼中,父母的原因占到19%,比例最高。调查问卷的字里行间,彰显着青年农民工初为父母的诸多压力。学生们的原话有:“爸爸妈妈脾气不好”,“我让爸爸戒烟,他戒了又抽”,“妹妹的病一天好、一天不好,妈妈的心情也一天好、一天坏”……

户籍:外地青年是“过客”吗

“来北京有十几年了,一直没再离开过。”出生在辽宁本溪的姜国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1992年,姜国良就离开家外出打工。最初,他跟着家乡的剧团四处奔波,去过西藏、青海、新疆等地。2000年,他来到北京,加入了“工友之家”,一直工作至今。

姜国良有两个儿子。“我不是重视物质的人,未来最大的困难就是孩子的教育,将来考中学,非京籍的孩子会面临种种困难。”

他也在未雨绸缪,一方面想给孩子入北京电子户籍,另一方面也在打听老家的学校。“如果真的不太合适,孩子可能要回老家上学,这也是没办法的。”

在京十几年,姜国良依然不认为自己已经在北京扎下了根。“这个城市太大,我的性格比较适合小乡镇里安逸的生活。未来是不是会回家,我也说不好。”

同样的心态,出现在1300多公里以外的王海军身上。

1988年出生于山东农村的他,已经在一家江苏的德资企业站稳了脚跟。2014年,他在打工的城市付了房子首付,今年准备和女友结婚。“我个人最大的成就,就是这几年没有像好多人一样‘吃家里的’。我自己努力攒出了首付,这是亲手劳动所得,我很满足。”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但他依然没信心从此留在打工的城市。“家乡的亲人、朋友,都离苏州太远。虽然自己在这里工作,但朋友圈子还是比较单调的。将来小孩上学,户口问题也很麻烦。现在已经没有信心说,未来几十年一定都在这里。”

吕途分析,“过客心态”是打工群体最显著的心理特征之一。她曾家访过一对在广州番禺新桥村的打工者夫妻:“他们已经在番禺住了十多年,两个儿子都是在这里出生的。但家里面除了两张并在一起的双人床,没有任何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各种纸壳箱里。”

“从农村到城市,青年打工者的生活、思想、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他们适应了城市和打工生活之后,下一步就是实现在城市发展的梦想。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目前,他们还迷茫在城乡之间。”

“也许大家认为,打工者本来就是过客,这不完全符合事实。”这名曾去德国探访土耳其移民的学者说,“从居住地的稳定性来说,打工者倾向于在一个地方落脚的趋势是明显的。移民人口总要等到第三代才真正明白:回不去老家了。”

现在,姜国良最大的期待是:“希望我们这群从农村到城市里来的人,能够生活得更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我们打工的城市,从弱势群体变为更有影响力、更有自信的群体。”

责任编辑:张胜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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